看到王如玄買軍眷住宅的事，心中有很多感慨，除了政治上，一個副總統的候選人都要佔合法的便宜，難怪台灣的政治永遠無法清明。正所謂「竊國者侯」，有種偷大一點，只偷軍眷住宅，只能算是「竊鉤者」，誅之無礙。
我從小就住眷村，我的成長過程離不開眷村，也很少有人像我一樣住過陸海空軍警的眷村。
國民黨轉進台灣時，大家逃難，來台灣大官佔日本官舍，小兵佔公園預定地（如台北市七號公園之前的建華新村，就是我小時候常去之地），到1970年前，軍人沒人敢買房子，因為這代表想在台灣久居，台灣是反攻的跳板，誰敢在跳板上買地、買房？
1970年以前的眷村蓋得低矮，我小時候曾住板橋台貿九村，一天到晚飛簷走壁的，因為牆、屋頂都不高，很容易「高來高去」。
我小時候1960年代曾有人欠外公錢，想以台北市公館萬盛里的地抵債，我外公一口拒絕。
為什麼1970年是轉捩點，因為1970年退出聯合國，在蔣公「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下，國防部發出「華夏貸款」，讓軍人可以買房子，以示「與台灣共存亡」的決心。我家因此也貸款了，買了永和的房子，11歲，我脫離了眷村，但是我大多數的朋友都是眷村的。
我外公原來是空軍，住在公館有院子的日式平房，後來當警察，還給了農業試驗所，搬到二十坪的警察宿舍。他曾說和日本人打仗，住日式房子不舒服。
後來我父親受蔣經國之命，擔任軍用住宅公用合作社首任總經理，後來蔣經國過世時，他曾告訴我，在經國先生召見他時，告訴他：「我們回不去了，好好安頓弟兄們吧。」我父親奉命整理從將領到老兵的住的的問題。他到底做了什麼，我當時很少在家，也不清楚。
到1987年結婚時，住大安國宅，我父親很不贊成，因為那是眷村遷建的，他不想我住，怕人指點，但是我住乙區，是非眷區的民宅，他才勉強同意。
在父親的心中，眷村應該留給有困難的弟兄住的，我們不應該佔便宜，特別我不是軍人，就不該住。
五十多年過去了，我選擇當無殻蝸年，並非「心存反攻」，我在地球上也無寸磚片瓦。我相信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作的，雖然我早就洞見炒房炒地的好處多多，但是我很「勇敢」的選擇不買房，因為我不想把辛苦賺來的錢奉送給無良建商，和吸血銀行。所以我一直不是這個社會的「維穩力量」。
我選擇了「過河卒子」的人生，只能往前，有一席可住之地即可，田宅於我無緣，以後，也不會買房買地。
可能因為我的心是很安定的，沒有恐懼，我把自己交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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