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保讓台灣人變得貪婪...」第一名神經外科醫師最沉痛的告白
例如他曾遇過一名惡性腦瘤婦女，「其實她開刀的時候，我們從影像中就知道她是屬於瀰漫型的，手術目的只能盡量減輕她的症狀、多爭取一點時間......在整個溝通過程，我跟她先生說每一次的腫瘤都有在進展，但我還是無法拿捏要怎麼直接了當告訴他『你老婆只能活幾個月...』中間有段時間因為不忍心，會稍微把她的病情再修飾一下、講得比較保守。」
等到後來病情到一個程度，許秉權開始跟家屬講到現實面：「這要考慮安寧照護了！」結果病患的先生無法接受，「一旦觸及到這樣話題，家屬就變得有點歇斯底里...他們不理解醫生怎麼會不想積極治療、就準備放棄？」
「一開始我還沒察覺到家屬態度有什麼改變，直到有一次我在病房遇到病患的先生，他看到我馬上就轉頭離開...」雖然後來透過護理人員跟家屬解釋，緊張氣氛暫時化解，但這樣的劇碼幾乎天天上演，也讓許秉權感到相當無奈。
「這種癌末病人，到後來通常會有併發症感染或其他問題，三不五時就要來急診、住院，這種反覆來住院的過程，會讓家屬覺得醫生怎麼都不積極？就會有爭執，又會想辦法轉到內科去做後續的照顧。」但許秉權認為，家屬耗費這麼多心力和金錢是很辛苦的，「而且（病患）並沒有因為這樣有更好的醫治。」面對病患家屬的激昂情緒，許秉權也很兩難。
挑戰四：台灣外科醫師難生存、醫學中心過多
「尖端的專科，就該待在大醫院...『轉送』才是重點！」
「尖端的專科，就該待在大醫院...『轉送』才是重點！」
第四個挑戰：台灣外科醫師難生存、「醫學中心」過多。
談到目前「神經外科」是否有後輩接棒的問題？許秉權表示並不擔心台北榮總的水準，甚至認為下面一些學弟慢慢都能獨當一面，「但我們現在的醫療政策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現在衛福部在搞什麼RRC（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會），說什麼要主訓醫院副訓醫院，這遊戲規則搞得大家一頭亂，其實根本的問題在於：台灣的醫學中心太多了，為什麼台灣要有那麼多醫學中心？」許秉權質疑是因為層級不同，會有不一樣的給付，「我們聽到最多的就是我可以不收住院醫師，但絕對不可以把我除名說我不是教學醫院，因為涉及到補助不一樣。」
「這真的是很弔詭的事！神經外科醫師已經過多了，到目前為止我們一年有500多個神經外科醫師（全台灣），已經快跟日本一樣。日本神經外科醫師有至少7、8成以上都不在開刀，他們都在做內科醫師的工作......」許秉權擔心地說，「將來台灣的神經外科醫師一直這樣發展，遲早會走上這一步。」他也提到，目前衛福部在進行的離島、偏遠地區的醫學中心計畫，內容提到若一名神經外科醫師要去某偏遠地區醫院當神經外科醫師，政府就可以給這個醫院一個訓練名額。
「問題是，這些偏遠的醫院為什麼需要神經外科醫師？甚至這些地方一年到頭都不太可能會有什麼腦瘤的。就算是有腦瘤好了，病人有可能會在綠島或在一個高山去開腦瘤手術嗎？不可能啊！真正這種已經很專精的尖端發展的專科，他就是應該待在大醫院，要做的應該是『轉送』這個制度，而不是說把這些人都丟到偏遠地區，這是一個完全不對的方向。」
目前許秉權認為解決辦法之一，便是拓展國際醫療到東南亞等地。「說句坦白，台灣健保讓台灣很多醫生真的是走不下去，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可不可以走到國際醫療去？國際醫療得到的都是自費項目，這部分也許可以來挹注整個醫院的支出，這是很重要的。」
現實面跟理想面不斷拉鋸...
「但病人一張卡片一句感謝，我就願意走下去」
「但病人一張卡片一句感謝，我就願意走下去」
從醫近20年，許秉權也提到一個醫生會面臨的現實問題，「醫生其實已經走到一個非常專業化的領域，所以你說要回頭，很難。現在的醫療環境，除非你在一開始就決定放棄，但放棄能做什麼？都去做醫美，就是變這樣。」
儘管面對開腦手術、醫療糾紛接踵而來的壓力，讓許秉權坦言時常恐慌、心悸，也使得這條從醫之路困難重重，但他沒有像其他外科醫生轉往醫美發展，仍堅守使命在神經外科的崗位。問他是如何一直保有對醫療的熱誠？
「會有一些感慨啦！很多時候會覺得是不是自己溝通上的問題......所以當你從過去年輕的住院醫師當到主治醫師，從中間會學到怎麼去面對各種病人和家屬，一方面要學會保護自己、二方面是讓醫病之間不要充滿太多衝突。」
「不願輕易放棄、不想打退堂鼓」，是許秉權面對台灣醫療逐漸失衡的寫照，他想繼續在醫療戰場努力的決心也從未改變。
回頭看這一切，他笑說：「雖然會遇到很多醫病間的緊張狀況、遇到併發症讓你沮喪，甚至遇到醫療糾紛......但絕大部分還是得到一些正向的回饋。包括這個病人從很嚴重、危急的狀況被你救活，竟然還能走路來跟你道謝......其實一張卡片、一個感謝就足以讓一個醫生從沮喪的心情起死回生，還願意再走下一步、下一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