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修憲、金權：李登輝與台灣的90年代
2020-07-31
李登輝讓台灣在90年代經歷一連串政治變革，完成了修憲、改選國代立委、直轄市長與總統直選，但台灣也是在他任內陷入黑金風暴。 圖片來源：天下資料。
1988年1月13日晚上8點8分，總統府大禮堂，在司法院長林洋港的監誓下，65歲的副總統李登輝依法就任中華民國總統，接替4個多鐘頭前突然病逝的蔣經國。
第二天起連續13天，每天清早上班前，李登輝都偕同妻子曾文惠到榮總蔣經國靈前祭拜。「我這種重禮數的精神，是要表示我不會改變他的路線，會遵守他的教導，不會有太大的改變，這是讓大家安心、安定。在繼任的2年4個月總統任內，我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靜下來；就像颱風要來之前，天空也會先沉靜一陣子。」在蔣經國身邊當了3年8個月副總統，突接大位的李登輝當時最重要的考量就是穩定政局。
蔣經國晚年常陪在身邊的么子蔣孝勇曾在書中透露：「當年選擇李登輝成為副總統，是因為他不像林洋港、邱創煥等人地方派系濃厚，而且還有美國的博士學歷。同時，在黨內元老重臣如黃少谷、孫運璿等眾人的集思廣益下，大家都公認李登輝是最好選擇。」
李登輝很幸運，從蔣經國手中接過一個民主起步、經濟欣榮的穩固政體，讓他有時間可以思考沉澱，並一步步鞏固自己的領導權力。蔣經國逝世時，台灣外匯存底超過750億美元，世界第二，經濟成長破10％，平均國民所得近6,000美元，失業率1.97％，電腦終端機、顯示器、電話、電算機等7項資訊電子產品，產量世界第一。
「蔣經國過世時，台灣究竟會變成怎樣，當時根本完全看不出來。大家抱持著各種的期待，有太多不確定因素。」李登輝意外登上總統大位，他以及台灣的未來都在未定之數，「我只是一個人而已，既沒有班底、也沒有情報關係、也沒有軍隊的支持，可以說什麼都沒有。在黨內也是一樣，完全不是我在掌權。我等於是典型的傀儡，既然是傀儡，就只能扮好傀儡的樣子。」李登輝在《見證台灣：蔣經國與我》書中，坦白說出當時突然接任總統的心境。
世局急變中，台灣的政治也飛速前進
1989年，世界發生巨變，台灣也開始一場寧靜的民主改革。李登輝很善於借力使力，利用內部矛盾，逐步拆解國民黨舊勢力，並收攏黨政軍權。藉著行政院長一職的更替，將掌財金大權的俞國華、掌黨務的李煥和掌軍權的郝柏村所握有的權力逐步釋出。89年5月俞國華辭去行政院長，他的夫人忍不住直白的說：「政治太可怕了！」
1990年3月，又到了總統選舉時刻，負責選總統，近半世紀未改選的700名資深國大代表，決議將國大任期延長為9年，並自行追加出席費到22萬元，引發各界撻伐。
3月16日，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到總統府前抗議國代擴權被憲警抬走。當天下午一群台大學生，帶著簡單的白布條、海報，跑到與總統府遙遙相望的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6天中超過5,000名、來自28所大學學生陸續進駐，學生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並要求與總統李登輝對話。
這場「野百合學運」是台灣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很多民眾捐款50、100元，給學生買帳篷、雨衣。當時擔任學運糾察隊長的邱毓斌最難忘，有個老兵伯伯拿著他一輩子存的金戒子、金項鍊要往捐款箱裡丟，糾察隊同學不讓他丟，這位老伯跪了下來，用鄉音說：「年輕人，這是我一輩子的希望，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你們可不可以讓我把這些當作我對你們的支持？」所有糾察隊通通跪下來，大家哭成一團。
21日晚間李登輝接見50位學生代表，承諾召開國是會議，啟動一連串民主改革。在5月20日就任中華民國第8任總統，李登輝宣布「一年內完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兩年內完成國會全面改造」。
從1990當選第8任總統起，為了凝聚改革共識，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援引在野黨力量，開啟政黨政治協商模式。國是會議是第一次以全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型態，把政治改革擺在桌上討論，並做出總統民選、資深中央民代儘速退職、省長民選、廢除臨時條款等重大結論。李登輝以國是會議為他的憲政改革背書。
1991年5月，台灣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回歸憲法體制。對岸的中國政府不再是叛亂團體，而是對等的政治實體。
華人國家的第一位民選總統
當中國大陸聚焦經濟改革，台灣則加速政治革新，在90年代初連串寫下民主的第一次：1991年國大代表第一次全面改選，1992年立法委員第一次全面改選，1994年北高兩直轄市市長重新民選，1994年第一次省長選舉，及1996年第一次總統民選。
藉由這次總統直選，李登輝成為華人國家的第一位民選總統，並被美國《時代》雜誌譽為「民主先生」。
「今天是我們歷史上最珍貴的一刻，在中華民國85年3月23日這一日，民主的大門終於在台澎金馬地區完全打開，2,100萬同胞為民主做了最佳的見證。」在獲悉以5,813,699票，當選中華民國首任直接民選總統後，李登輝隨即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副總統連戰開香檳慶賀當選，隨後並赴李連全國競選總部發表當選感言。
透過民主化、本土化過程，李登輝也逐步將大權獨攬。1993年國民黨14全大會，新國民黨連線出走組「新黨」。國民黨首次將全面改選後的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省市議員全面納為「當然黨代表」。而李登輝也首次由黨代表票選為黨主席，從此可全面掌握這部黨機器。此外，藉著修憲，擴大總統職權，李登輝成為真正的「強人總統」。
兩黨合作修憲
1996年7月1日，許信良在民進黨主席就職演說中表示：「在總統民選以後，我們在國內所面對的，不再是『非法的外來政權』，而是擁有民意支持的合法總統和執政黨。我們的政治態度必須調整。我們必須和執政黨競爭台灣人民的瞭解和支持……。未來國內的政黨關係，應該是『既競爭，又合作』的民主常態。」當天晚上，李登輝就在官邸設宴招待許信良，兩人對政黨合作、促進良性政黨政治，及繼續推動政治改革相談甚歡。進而促成兩黨在次年合作修憲。
1997年7月18日，國民大會在混亂中通過新憲條文，徹底改變中華民國政府的運作機制。這次修憲，改革幅度極大，衝擊更甚以往。因為取消了立法院對閣揆的同意權，總統可以自由任命行政院長，行政院長的定位被削弱成「總統政策的執行長」，但仍是最高行政首長，可被立法院倒閣。形成行政院長「有責無權」，而總統職權擴大，又沒有制衡力量，是「有權無責」。
民間監督憲改聯盟抨擊這次修憲是「一齣充滿政黨與政客分贓妥協的醜劇」，獨尊總統權、分裂行政權、弱化立法權，背離民主制度監督與制衡的精神。
挑起族群敏感情緒
強人李登輝在推進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同時強化了台灣的民粹政治。曾任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的郭正亮指出，民粹政治的本質，強調政治領袖和民眾的直接共鳴。政治領袖訴諸個人的魅力號召，試圖喚起民眾群起響應。「台灣民粹政治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輝」，因為李登輝訴諸體制外管道，例如跳過外交部，直接透過劉泰英推動元首外交和美國遊說；跳過教育部，另外成立民間「教改會」推動教育改革；跳過文建會，另外成立半官方的「文化總會」推動本土化運動。
政治學者胡佛也曾指出，台灣政治發展上有一種奇特現象：愈推動民主化，愈促發國家民族認同上的衝突。這樣的民主化進程當然充滿了複雜性與危機。
1994年李登輝大權已握，自信已足。每天必讀日本報章、收看NHK節目的他，對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說出心裡的話。他自認22歲以前是日本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他的發言挑起島內外省族群與對岸的敏感情緒，也加深台灣內部與兩岸間互信的鴻溝。
1996年總統大選與台海飛彈危機過後，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曾在美國媒體發文：「他（李登輝）是日本帝國下的產物，就像我是大英帝國下的產物。我倆年紀相若，他73歲，我72歲。我從小在新加坡的英國學校受教育，後來進入英國的大學。他則在台灣的日本學校成長，然後進入京都帝大，很少台灣人能及的。所以他的世界觀等於透過日本之眼，一如我透過英國之眼。」
對李登輝長期近距離觀察的資深媒體人張慧英指出， 李登輝不曾刻意歧視外省人，只是不曾刻意照顧外省人的心情而已，但對弱勢族群的體恤與溝通，卻是一個領導人應該刻意努力的。他的漠視，造成了外省族群對他的敵意與疏離。
從威權走向金權
1997年2月19日，93歲的鄧小平在北京301醫院病逝，這位「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臨終吩咐：不設靈堂，不舉辦告別式，留下眼角膜，骨灰灑入大海。很多大陸人遺憾，他沒親眼看到香港回歸的那一天。
這年6月30日的香港，英國王儲查爾斯、首相布萊爾、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細雨中，目睹飄揚156年的米字旗緩緩降下，英國也告別了全球殖民主義。第二天，中國的五星旗飄起。「中英聯合聲明」由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凌青（林墨卿）交給聯合國存檔，而他的高祖就是當年因禁菸、銷毀鴉片，導致清英鴉片戰爭的林則徐。
香港一回歸，就面臨亞洲金融風暴的來襲。7月2日，在索羅斯領導的量子基金和羅伯特的老虎基金放空下，泰國政府被迫宣佈讓匯率自由浮動，泰銖兌美元匯率大跌20％，隨後，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受到襲擊，股匯大跌，產業與經濟受傷慘重。
香港在10月與次年8月連續受國際炒家攻擊，在北京支持下，港府堅守港元匯率，並動用105億外匯存底大量購入香港股票，穩住股匯市，只受輕傷，也讓國際炒家吃了悶虧。
韓國卻沒那麼幸運。受到攻擊的韓圜2個月內貶值了一半，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請求緊急救援，借貸破紀錄的550億美元。韓國民眾還自發捐金銀首飾，換美元、償外債。前20大企業有4家破產。
台灣因外匯存底豐厚，對外匯進出管制較為嚴格，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僥倖逃過一劫。不過本土型的金融風暴卻隨後而來，並持續了10年之久。許多企業集團財務槓桿比率過高，又碰上經濟不景氣、股市慘跌，從東隆五金、新巨群、國揚、國產車等集團紛傳掏空、違約交割，而後風暴擴大到東帝士、台鳳、華榮、安鋒、廣三、長億、華隆、鴻禧，甚至力霸等集團，最後是全民付出上兆元代價，幫這些債留台灣的大亨打銷呆帳，才讓風暴漸歇。而這些出問題的集團背後，都有複雜的政商關係，也正是台灣從威權走向金權的體現。
黨營大財團
解嚴之前的威權體制下，國民黨被指以「國庫通黨庫」方式來支撐黨機器的運作以及選舉經費，而國民黨投資基本上都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政策。解嚴之後，國庫與黨庫之間不再暢通無阻，加上選舉增多，花費巨大，國民黨必須另謀財路。為了贏得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選舉，來鞏固自己的權位，李登輝透過國民黨黨營事業和地方派系及財團，共同營造出一個超級金權帝國。
1993年李登輝在國民黨內新設「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找來中華開發董事長劉泰英擔任負責人，而委員近半數是企業界，例如永豐餘何壽川、管理學者黃俊英、潤泰建設尹衍樑、高雄企銀郭金生、長億集團楊天生及威京開發沈慶京等。開始採取以相關企業為發起法人的聯合投資方式來轉投資新事業，看起來更像一個企業集團。
國民黨經由7大控股公司投資了104家公司，領域橫跨金融、貿易、石化、科技、服務、媒體、娛樂等10種產業，海外投資從東南亞到俄羅斯，遍佈全球，相當於台灣第15大企業集團。1993年成立了黨管會時，黨營事業的資產淨值為280億台幣，到2000年8月國民黨下台後對黨產進行清查結果，黨產共799億元。
在選戰頻繁的政治環境下，國民黨黨產經常成為「鞏固政權，爭取選票」的工具，很多人也藉機「吃」黨產。例如98年高雄市長改選，當時任高雄市議會副議長朱安雄出來攪局，藉此要求國民黨為安鋒集團財務紓困。根據當時中華開發徵信報告摘要，其時安鋒集團已出現營業毛損，負債比率偏高，加上財務報表不實，資產灌水，建議拒貸。李登輝為穩定高市選情，指示劉泰英出手援助。結果中華開發貸款9億元，光華投資公司投資26億元。撥款一週後，朱安雄吳德美夫婦即捲款潛逃海外。據估計，安鋒集團造成的銀行倒帳合計約344億元。
我們的工作所得，都是被黑金吃掉了！
「黑金政治勢力，對全台灣金融機構的逾放款已經高達3,000億，以每人每月的薪資4萬台幣，總共625,000人的一年工作所得，是被黑金吃掉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在競選期間，以真實又驚人的數字大聲攻擊國民黨。當時國民黨候選人連戰、獨立候選人宋楚瑜與陳水扁在2000年總統選戰中三強鼎立。
「竟然輸這麼多！」2000年3月18日傍晚，李登輝在官邸看電視轉播開票結果，他交代幕僚取消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因為他口袋只準備了勝選謝詞，沒有落選感言。
幾隻出生不久的小羊，在官邸四周草皮上休閒地低頭吃草。國防部長唐飛、參謀總長湯曜明來到官邸，李登輝交代了8個字：「穩定軍心，安定民心」。當晚，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開始聚集無法接受國民黨失掉政權的憤怒民眾，要求主席李登輝下台。台北市長馬英九深夜前往疏導時，被砸雞蛋抗議。
第二天，國際媒體紛紛以「政黨輪替」，稱許台灣的民主成就。外交部長程建人，鎮定地指示部內同仁，一一傳真結果到友邦國家，告訴他們台灣選舉完成，反對黨候選人當選。台灣政府絕不會因為政權更迭影響我與邦交國的交誼和既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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