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事】少年Ａ 第一人稱的殺人犯故事2016-05-11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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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街頭殺女童案震驚台灣，王景玉面對警方仍自稱「不後悔」。
「我想要被憎恨、被痛罵、被傷害、被恐懼」
社會上不乏描寫殺人犯的書籍，但幾乎都是側寫，日本的少年Ａ正好滿足了未成年犯不能判死刑、有文學造詣、又有探索自己與表達的欲望等條件，我們才有機會在《絕歌》窺見一個扭曲的心。
李又如
五月二十日，有一本極具爭議的書將在台灣出版，來自連續殺人犯「少年Ａ」的自白。
一九九七年，日本神戶發生連續兒童殺傷事件。十歲的山下彩花在路上被殺害，另一名目擊的女童被砍了兩刀，兩個月後才復原。三個月後，十一歲的土師淳突然失蹤，成為一顆放在校門口的頭顱，還附上一張挑釁的信件。只不過，更駭人聽聞的是，兇手是一名僅僅十四歲的少年。
為什麼要殺人？經過精神鑑定，少年Ａ有性虐待取向與人際溝通的困難，可怕犯行被簡單歸因成幾個字。而他度過在少年觀護所的日子，重返社會，終有機會自白：
「他們都對我很親切，但他們的親切對我來講卻只是『屈辱』。我想要的是被憎恨、被痛罵、被傷害、被恐懼。」
「被叫做『怪物』、被更多人討厭、否定與拒絕，才是我唯一的願望、我的自傲、我生存的希望。」
少年Ａ用十二萬字寫下一個殺人犯的養成，出版成書籍《絕歌》，去年三月在日本出版，狂銷二十五萬冊，卻也引起巨大爭議。有人認為他寫書是為懺悔、脫罪，謾罵的言論占了多數，仍然非常暢銷。
簽下《絕歌》中文版權、時報文化第二編輯部大眾文學線主編李國祥說：「重點不是原不原諒他、他該不該死，而是他從十四歲就想殺人，到底是為什麼？」
「這樣的書」為什麼會暢銷？
「最初始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想看。」但李國祥在洽談版權時很意外地發現他是台灣唯一的出版社代表，儘管充滿爭議，他仍覺得這本書會是思考的起點。
還沒討論到內容，從「要不要代理」，李國祥就面對第一個思考。出版書籍，內容還包括殺人的細節，彷彿是在幫兇手賺錢，「我們無法反駁受害者的血淚，但如果依照這樣的邏輯，沒有一本『這樣的書』能夠出版。」他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的書」？李國祥指出，社會上不乏描寫殺人犯的書籍，但幾乎都是側寫，對讀者來說是隔了好幾手的資料，像是在看昆蟲、植物百科般獵奇。可少年Ａ正好滿足了未成年犯不能判死刑、有文學造詣、又有探索自己與表達的欲望等條件，我們才有機會窺見一個扭曲的心。
「這樣的人」存在於社會角落
透過書也才發現，少年Ａ在法庭上的表現、對媒體的吐露，有時是為了保護家人，甚至操作輿論的謊話。對照到台灣社會，從湯姆熊割喉案的曾文欽、北捷隨機殺人的鄭捷，到內湖女童案的王景玉，人們對加害者的認識，僅被簡化成：想吃免錢牢飯、沉迷電動、啃老族、曾經被霸凌、看起來就不是好東西……，然後戛然而止。我們缺少理解的機會，讓真實沒入在簡化的表象之中，人人盼望的「預防」，成為原地踏步。
「如果少年Ａ不寫，我們怎麼知道這些人到底怎麼想？沒有殺人事件發生，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們，但這些人一直都存在。」李國祥指出，「在台灣，社會的做法就是把這些人打成渣渣，當成社會毒瘤切掉，彷彿就能把他們隔絕在正常的世界以外，佯裝一切與自己無關，但致病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日本是一個沒有自我、只有倫理的社會，跟台灣社會很像。」李國祥觀察，「當社會開始崩壞，人們又無法跟生病的社會斷開連結，就會一起沉淪。」少年Ａ也在書中寫道，小學時歷經慘絕人寰的阪神大地震以及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對往後的思考產生了難以言喻的影響，「那麼輕輕鬆鬆地奪走那麼多條人命，死掉的人只不過是變成了數字，為何而活？為何存在？」
連少年Ａ自己，都是在後來才明白，這一些細微的變化都刺激了他的性格養成。而急著把犯人與社會切割的台灣社會，又會形塑出什麼樣的怪物？
「生比死更讓我畏懼千百倍」
殺人案持續發生，「閱聽媒體的強力放送，對細節多所渲染，造成人人自危；社會氛圍多半一面倒地支持『治亂世用重典』，相信極刑可以防止這種事。」馬里蘭大學犯罪學博士楊曙銘在《絕歌》中譯版的序言寫道，當看見少年Ａ說到被逮捕的心情：「面對『生』 毋寧比『死』更讓我畏懼千百倍」，對照著接觸過的少年殺人犯，「我更確定極刑對這樣的犯人，沒有嚇阻的功效，也許反而是他們渴求的精神鴉片。」
在日本的隨機殺人研究中，有個令人悲傷的結論：它無法被預防。除了少年Ａ的自傳，他的父母也曾經出版《生下少年Ａ——父母的悔恨手札》，將版稅捐給受害者家屬。但當時引起的巨大震驚，源自於書中的家庭看來如此正常，卻養出一個殺人犯。
有太多還沒辦法解答的問題。可通往和諧社會的路途絕不是一條筆直的大路，仍需要更多的明燈照亮四周的幽微，直到能看清悲劇的肇因不是怪物，而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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