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從國際學術立場請教管中閔先生

從國際學術立場請教管中閔先生（莫寄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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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18/02/03

   

我是經濟學家，與管中閔先生同行，我們都從事於國際學術界高標準的學術研究。台大校長案演變至此，我深刻認為──身為中華民國國民──我有責任將我與管先生17年前的一個事件向全國民眾做清楚的報導；尤其是學術界，尤其是台大教授與學生。
首先，我得將此事件的來龍去脈做一說明。我1987年回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任職副研究員。此時，經濟所的學術研究尚處於沉睡階段。絕大多數的同仁只想以中文撰寫研究成果。然而，從我來此之後，研究風氣丕然有一重大轉變。在我之後來經濟所的年輕同仁都有志於接受國際學界更高標準研究的挑戰。
我必須鄭重指出：國際學界有非常嚴格、高標準的作業倫理。對於越界完全是零容忍。但是台灣大體仍屬於新興學術區域，過去許多學者仍習於犯規，也沒有應有的警惕之心。甚至，還有知法玩法心態的不肖份子。這正是本文要處理的最基本問題。

關門排除國際評審

我來經濟所後沒有多久，所方管理階層開始發展出一種硬性的點數制「內規」，以此來做升等續聘的依據。當時就產生了極大的爭議。而我回憶往事，才赫然醒悟到吳大猷前院長的妙喻「關起門來作皇帝」的精義；因為經濟所的內規制正就是一個絕佳的「關門皇帝制」的具體案例。這內規完全決定了所內同仁研究成績的評定。而且這內規，有如一扇大門，將國際學界所有可能審評意見的影響力完全關在門外。 
1994年與1997年，我接受了所裡兩次的考核。根據內規，我被判定為「沒有資格提升等，只能提出續聘」的次等級人員。考核時，我可以提出我所推薦的評審。（這是當時所方對院方的承諾。）1994年那一次，委員會採納的是位具有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資歷的哈佛教授。1997年那一次，採納的是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這兩位評審對我的研究工作都給予了相當好的評價。然而，這些來自國際最高層級學者的評審報告──國際學界評定學術成績的主要工具就是這種報告──在經濟所有任何實際意義嗎？幾乎完全沒有。它們已經完全被內規架空了。 
1999年管先生轉來經濟所。他贊成經濟所的內規制。據他說，它的優點是「行政有效性。2001年，哎，我還是劣等級人員。這一次，管中閔先生是我續聘委員會的召集人。這次的續聘委員會沒有接受我所推薦的國際評審，也沒有去尋找替代的國際評審，我得到的是5份以中文撰寫的審評報告。很抱歉，我必須說這些評審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歷了解我的數學工作，以及理論的分析。所以，我無法接受。 
而我更無法接受的是：管先生深受學界矚目的最重大原因是他畢業後在美國知名大學任職數年；大家都期望他能把國際學術高標準風範帶回國內；然而，本來經濟所的保守勢力就算架空了國際審評，至少還知道必須要讓這個花瓶放在那兒做一擺飾；而管先生居然就敢開倒車的把個關門政策弄到密不透風。 
任何熟習國際學術界的人都應該同意，這個續聘委員會，尤其是召集人管中閔先生，有嚴重違反國際學界評審作業基本原則之嫌。我要公開的向管先生請教：您的解釋理由為何？ 
我這次的續聘沒有通過。隨即，有兩封支持我的信件寄到中研院高層。一來自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一來自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這位院士剛好任教於管先生拿博士的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也正是我所推薦的評審（管先生居然不採納）。 
這位院士的信提出了精闢的觀察：「我密切注意莫博士的學術工作已超過10年以上時間。以我之見，他是經濟所最強（foremost) 的研究人員之一；而在我的研究領域──我認為這不是個小領域──他為經濟所帶來的國際信譽超過任何一位其他同事。」這位院士對經濟所並不陌生。而且，顯然他對經濟所的學術狀況已經做過功課。 

我階下囚君座上客

我做了個統計。包括了前述3個審評信件在內，我總共累積了8件這樣層級、有白紙黑字為佐證的資料。他們來自如下資歷的學者：諾貝爾經濟獎（5人；其中兩人也得到科學獎章，一人自由獎章）、數學費爾茲獎（1人；科學獎章）、美國國家科學院以及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各1人。作為一個學術界的老兵，我有時自我陶醉的幻想，這些就是我多年在學術界艱苦作戰得來的「勳章」。
我第二個公開向管先生請教的事情如下所述。在台灣學界，我是階下囚，君是座上客。而我能提出上述8枚勳章，請問：您能拿出多少這種層級的資料？我想當然是不勝枚舉了吧。假如您確實能拿出比我更漂亮、更多的資料（來自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或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及以上層級），我佩服您。我也願意到監察院撤回我對您的控訴。然而，如果不能的話，我想您自己也應該知道應如何辦了吧。 

中研院經濟研究所前副研究員、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