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9日，霍華昂魯88歲，死於新澤西州的川頓精神病院。他是1949年該州坎登鎮街頭屠殺事件的兇手，在20分鐘的行走路程上，以德國製的拉格手槍，殺死13人（包括3名孩童），傷重3人。被鑑定為精神分裂症的昂魯未被起訴，直接送到川頓精神病院個別管束，長達60年。他去世時，包括《紐約時報》的美國各大報，都以顯著篇幅刊出新聞。人稱他為美國「濫殺之父」，在他犯案之前，美國從未發生類似的刑案，事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對於該案的報導與研究不絕如縷。圖片來源：截取自Dailynews
內湖女童「小燈泡」被殺案發生於2016年3月28日，兇手王景玉在2017年5月12日一審，被判決無期徒刑。檢察官上訴，該案二審於2018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後，被害人父親劉大經打破過去800多天的沉默，表明希望法院判決王景玉死刑。
雖然台灣廢除死刑氣氛逐漸成熟，但無疑的，劉大經的沉痛聲明，也觸動著社會大眾脆弱的神經，對於司法體系將王景玉永絕人間的期待，恐怕相當普遍。
劉大經在聲明中說：「台灣的社會一直在維護人權的道路上努力著，在這個個案裏，也一直有精障者、兩公約、修復式司法等議題著墨的空間，我覺得這算是人權進步的表徵。但從一個父親的角色，我也必須提醒，小燈泡的事件不僅讓我心碎，它也讓許許多多在這片土地上的父母心碎，它挑起了人們內心最深沉的恐懼，事發後有親友抱著我們痛哭，我知道他們不只是對一個幼小生命的突然逝去感到哀傷，也同時對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我們以為最理所當然的生命權，尤其是對婦女與兒童的保護，竟然是如此的脆弱不堪而感到憂心與害怕。」
當然，小燈泡的父母比任何人都有「憂心與害怕」的理由，但台灣社會對於「婦女與兒童的保護」是否「如此的脆弱不堪」，可能仍有待討論。
精障人士的重大刑事犯罪，台灣社會並非不熟悉，例如1984年3月30日在台北市螢橋國小，名為「蔡心讓」的精障人士，衝進教室潑灑硫酸，造成43名小二的學童受傷，其中多名毀容，最嚴重的甚至雙眼失明、一耳失聰。蔡心讓在案後自殺，受害者至今求償無門，且必須熬受長久歲月的身心重建。
據查，蔡心讓原籍桃園，是一名有公共危險、竊佔及傷害前科的的油漆工人，案發時住在台北永和。警方事後找到他的遺書，其中寫到「要報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又說「連我自己老家的親人都不給我立足的餘地，不跟我講話了，那我能到何方？」並自稱他被「人家」害得這麼慘，做一次這樣的行動，是回報給他們的「一點意思」。
更令人納悶的是，他的皮夾內留有一封打字印刷的信，自我推薦他所寫的《父母的心聲》一書，希望大家抽空閱讀，提醒父母除了給子女物質需求之外，也不要忽略了精神方面的愛心與指導。
警方後來調查發現，蔡心讓共有6個兄弟，除了老大與老五很早分家，較少與家人相處之外，其餘4個哥哥以及父母親，都被這個最小的弟弟打過或追殺過。家人表示，蔡心讓十餘年前意外從火車不慎摔下，腦部嚴重受傷，住院數月，此後精神狀況好好壞壞，近兩年來尤其不佳，他們都擔心他「早晚會出事」。
追蹤此案的記者則發現，蔡心讓曾兩次婚姻失敗，第一次婚姻生有一子，第二次婚姻生有一女，離異之後，夫妻都不願意撫養，結果小孩都送人了。他在1983年11月，即螢橋國小事件發生前5個月，出版《父母的心聲》一書，就他國小程度的學歷而言，文筆十分流暢，字裡行間情感盎然；他曾把書寄給一些文教界人士指導，並把他們回應的讚許，做為小冊子的序言。精神科醫師則根據蔡心讓哥哥的敘述，分析他一兩年前即出現幻聽、幻視的病狀，從遺書中零亂的文字看來，顯示他已有腦力退化的情形，極可能是幻想型精神分裂病人。 
聯合報在1984年3月31日三版整版報導螢橋國小潑酸事件。
或是近如2017年3月17日的媳殺婆命案，台北市一對感情深厚的婆媳，多年合開「巷內婆媳意麵」，兩人情同母女，卻因52歲的媳婦罹患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突然拿起菜刀，往一旁80歲的婆婆頸部砍去，正中頸動脈，婆婆不幸身亡。台北地檢署經過偵查，在2018年3月1日對媳婦做出不起訴處分。至於後續如何，基於保障兇嫌的隱私權，社會大眾永遠不會有機會知曉了。
針對小燈泡之父劉大經的聲明以及社會大眾的普遍疑慮，法務部隨後在6月5日發出聲明，強調行政院已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重構「以家庭為中心，以社會為基礎」的網路；針對重大殺人案件，經判處無期徒刑確定者，除須執行逾25年外，如無悛悔實據或危險性未顯著降低者，仍得不予假釋，將其與社會永久隔離。
小燈泡命案將於7月5日宣判。被告王景玉的法扶會律師團指出，王因患思覺失調症而犯下此案，若判處無期徒刑，加上監護處分和治療改善病情，屆時王出獄已近70歲，應不致於再有危害社會可能。然而同時有報導說，高檢署檢察官黃東熹認為，王景玉被認定再犯率高，且台灣時常有減刑情形，若判王無期徒刑，原本是服刑25年才可假釋，一旦獲得減刑，有可能服刑不到10年即可假釋出獄，令人憂心。
思覺失調症病患的刑法處遇相關問題，近一世紀以來仍困擾著許多國家的檢調單位、法院、監所單位、觀護單位或實際執行其醫療戒護的精神病院。以下僅以發生在美國的霍華昂魯案為例，說明其複雜性。
昂魯的高中畢業紀念冊（左）及從軍時照片。圖片來源：截取自網路。

一路走、一路殺的霍華昂魯案

霍華昂魯案是一樁無預警的隨機殺人事件，發生在1949年9月6日，地點在美國新澤西州的坎登鎮。坎登鎮的河濱街現今已十分荒涼沒落，該鎮當年以生產康寶濃湯著名，唯一工業是RCA的加工區，居民多為中下階層階級，還能夠支持幾條較熱鬧的住商混合街市，兇手昂魯就住在他行兇的河濱街附近，是個失業在家的退伍軍人。
昂魯在坎登東區長大，根據他的高中畢業紀念冊記載，他很害羞，唯一的野心是想成為公務員。1942年10月他從軍，由於嗜好研究槍枝，而且射擊成績出類拔萃，成為坦克車的狙擊手。他是長官眼中的模範士兵，從不喝酒或說髒話，也不曾追女孩或嫖妓，不出任務時就是讀讀聖經，和母親寫寫信。因為命中率幾達百分百，有戰功的他得了好幾個勳章，光榮退伍，退伍後和離婚的母親住在一起，仍經常在地下室佈置的靶場練槍。他的房間簡直就是個小小的戰爭博物館，警方後來找到他當兵時代的筆記，鉅細靡遺的記錄他狙擊成功的每一個案，地點、角度、現場狀況、受難者的慘狀等等。
在昂魯就捕一小時後告訴警方，自從兩年前他便開始計畫如何行兇，「我做這些事，可說罪有應得，因此我會告訴你所有我犯罪的細節，而且我會告訴你真相。」光是這句話，以現代刑事犯罪的起訴標準來說，表面上看，他有明確的犯罪意圖，且犯行當時意識清晰，很難不被起訴。然而檢察單位進一步為他做精神鑑定之後，決定將他直接送到精神病院管束。他從未就審，因此沒有「罪」與「刑」的問題。
我們再看看小燈泡命案兇手被判無期徒刑的判決書，考量刑期的週延性，表面上並沒有問題：
被告殺人之動機雖受罹患思覺失調症所產生妄念之影響，但被告行為時明知殺人違法，又知躲避他人監督、選擇最佳時機及對象再實行犯罪，顯然無刑法第19條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見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重訴字第9號被告王景玉殺人案件，判決摘要）
無論美國或台灣，任何現代化的法治國家，對於應否判決被告死刑，分成兩個階段考量，第一個階段就是必須確定被告有沒有犯罪，也就是致人於死的犯行是否由被告所為，然後才能夠進入第二階段：量刑。但如果被告是精障者，問題就比較複雜。
例如前述兩案，霍華昂魯與王景心對於犯罪經過都能陳述到相當程度，但是深入研究精障者犯罪行為的專家，近年來提出理論根據，認為精障者即使可以執行犯罪，然而基於他們（尤其是思覺失調症患者）對於對錯、是非、罪與非罪等的分辨，常因受到腦部功能失常的影響而混淆不堪，是否「被告行為時明知殺人違法」？即使在刑事偵訊時，他們講的話是否與真相符合，其本身就是個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國家的人權工作者主張，精障者（尤其是思覺失調症患者）必須被提醒行使緘默權的重要性，因為他們較可能不像一般人那樣，知道如何保護自身的權利，可能在警方或檢察官的脅迫或誘導下，輕易做出不利於己的供詞。
Mental Helath America組織做過調查，美國的死刑犯中，5％至10％有嚴重的精神障礙。台灣的人權組織若希望提醒公眾了解精神障礙者與犯罪的關係，似乎有必要促成類似的調查。
1949年9月6日霍華昂魯被捕照片。圖片來源：截取自網路。

思覺失調症罪犯的就審能力

其次就是被告是否有能力面對審判，即「就審能力」。台灣社會對於就審能力的印象，多來自阿扁的相關審判，當時他的律師主張他的身體狀況無法面對審判。精障也是身體狀況的一種，根據台灣刑事訴訟法，法官得指定具有精神鑑定專業的人士，進行被告的精神狀態鑑定，並依此決定是否停止審判。
然而目前世界各國的現況，精障人士被認定無就審能力的門檻，都設得很高，以致許多精障者在根本無法理解訴訟程序或無法與律師做理性、有效溝通的情況下，被法院草草判刑。
我們看看小燈泡命案兇嫌王景玉的精神狀態：
被告因罹患思覺失調症，懷疑自己並非父母親生，為滿足其傳宗接代之慾望，最終形成『我是堯，我是皇帝，堯是四川人，故我是四川人；皇帝通常會砍庶民的頭，因此我要砍庶民的頭；當殺人後就會有四川嬪妃來找我，完成傳宗接代之事；這樣我就可以有伴，可以滿足我的性需要，所以我必須要殺人」之妄想。』乃基於殺人犯意，於105（2016）年3月28日先購買菜刀1把，當街隨機尋找不特定國小女童行兇對象，在沿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1 段西湖國小大門行經環山路1 段9 巷口，認定3歲女童劉○○為其尋找對象，即將劉○○壓制在地，持菜刀砍切劉○○頸部，致劉○○身首異處而死亡。（見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重訴字第9號被告王景玉殺人案件，事實認定）
被告行為時已具有缺乏組織性、系統性之妄想、舉止，亦疑似有聽幻覺產生自言自語行為，及相較以往缺乏工作意願等正、負性症狀，經臺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鑑定為思覺失調症患者。（見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重訴字第9號被告王景玉殺人案件，量刑理由）
我認為主張廢死的運動，不應以王景玉被判決無期徒刑為滿足，若能對比前述精障媳婦誤砍婆婆頸部被以不起訴處分的案例，兩者同樣是思覺失調症患者，同樣有幻聽、妄想、思維障礙等精神異常，來究問司法單位，關於精障人士的就審能力，到底標準何在？或許更能突顯類似犯案者目前所受人權保障的選擇性審判之疑慮。
川頓精神病院原為新澤西州第一個公立精神病患收容所，建造於1848年，現在已成為歷史古蹟。在當年它是非常進步且人道的收容場所，每個病房都陽光充足、空氣新鮮，也注重病患的隱私及舒適。可惜當時關於精神失常疾病的知識很有限，一度認為精神疾病經由牙齒傳染，因此病患一入院必須全部牙齒拔掉。霍華昂魯就在此度過60年歲月。圖片來源：World Abandoned

社會大眾的恐懼

當年霍華昂魯經由精神鑑定為「思覺失調症患者」，不符合就審的精神狀況，因此檢察官不起訴，將他直接送往川頓精神病院，重度戒護、住獨居房，直到1979年被告方律師要求移到戒護程度較鬆弛的病房，以方便他高齡82歲的老母面會，雖獲得法院批准，但是由於坎登鎮民群情激昂，檢察處威脅再行訴追該案，以確保該地居民安全，以致他仍然獨居至死。
由於1949年昂魯的精神鑑定報告內容已解禁公開，世人得以窺見昂魯的精神狀態。報告中說，戰爭對昂魯有絕對影響，使他變得沉默、冷漠而令人捉摸不定，他在接受鑑定過程中一直相當平靜，直到談及他的性傾向時，才坦承犯罪前夕他和一名同性戀者相約被放鴿子，使他壓抑已久的怨恨爆發。他兩年來一直懷疑鄰居們知道他的性傾向，在他背後講他壞話，想傷害他，而那夜回到家中，發現他出入的後門遭鄰居上鎖，更是點燃了他的怒火，決定出去和他們決一生死。「他對自己是否會被處以極刑，根本無所謂。」甚至說過要殺他母親，「如果子彈夠的話，殺它個一千人都可能。」
然而在1979年，根據昂魯被關的川頓精神病院的說法，他在院的記錄十分良好，「從我們這裡出院的病人中，起碼有幾百名的精神狀態比昂魯都差很多很多。不能放他，主要還是因為社會大眾的恐懼。」
昂魯沒有被起訴，牽涉到當年還在戰後，官方不希望看見這樣一個戰爭英雄公開受到審判，尤其是在他在精神鑑定過程中提及自己的戀母情結、亂倫妄想以及同性戀傾向，恐會引起更大的不必要爭議。但顯然當年最進步的新澤西公立精神病院（後改名為川頓精神病院）沒幫得上他什麼忙，昂魯的60年拘禁期間，每天就是睡睡覺、看看電視，或是原地轉圈圈走個不停。
而且昂魯一直認為，精神病院是透過電視在治療他。
　　　　　
延伸閱讀：
◆小燈泡案二審宣判前，其父劉大經發表聲明全文。
◆小燈泡案一審判決書。
◆精障被告的就審能力討論：〈瘋癲與審判─精神障礙者的死刑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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