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看得見的殘酷與看不見的冷漠
台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女學生在校內遭人持刀割喉不治死亡，圖為警方在現場逮捕涉嫌行凶的29歲龔姓男子，到派出所時民眾氣憤追打情形。記者陳柏亨攝影／報系資料照
事實上，從民眾當街追打凶嫌、而警方也表現得毫不以為忤看來，台灣社會的法治教養及人文精神，距離「廢死」所主張的境界，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眾所周知，在一個法治社會，一個人的犯行應該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必須經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審理來決定，而不是由群眾在街頭執行私刑報復，或由某些法律人作出公開呼籲。因此，北投民眾當著警察的面毆襲凶嫌，固然是出於義憤，卻難謂正當；而這樣的演出，看在一般學童眼裡，甚至是「以牙還牙」、「以暴制暴」的不當示範。更嚴重的是，警方的處理方式，似乎也覺得讓群眾「發洩」一下，比較合乎台灣的「民情」。若連執法人員都存有這樣的心態，也就無怪乎台灣的法治教養顯得離離落落。
一方面是警方放任民眾在街頭毆襲凶嫌，另一方面卻是人權團體和司法部門大唱「廢死」的高調，兩相對照，當然顯得格格不入。歐盟之所以大力提倡廢除死刑，其主要精神支柱有二：一是植基於基督捨身的宗教寬容理想，二是對於歐洲歷史上多次大規模戰亂與屠殺的深切人道反省，認為任何人沒有資格剝奪他人之性命。基於這樣的寬容及人道反省，再加上歐洲悠久的法治傳統作為支柱，使得「廢死」在歐盟成為共同的信念。
但在台灣，由於人文、社會及法治條件不夠充分，要強行植入「廢死」之理念，便難免發生扞格與衝突。舉例而言，一般台灣民眾信仰的是佛教，人們相信的是「因果報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種什麼因、得什麼果。此外，包括「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之類的約法三章之歷史故事，都深印在民眾腦海。因此，一個冷酷凶殘的連續殺人者，如果因廢死之主張而不必「償命」，甚至要納稅人不斷出錢供養，許多民眾當然會感到憤怒難填，覺得法律無以伸張正義。
從法律不應植基於社會環境之「真空」的角度看，廢死聯盟近年推動的工作固取得不錯的進展，卻始終難以成為社會民眾信服的目標。尤其，廢死呼聲雖高，在未能完成立法的情況下，僅憑著簽署「人權兩公約」的約束，既嫌法制單薄，也創造了不少畸形的角落。例如，在台南拐殺男童的曾文欽，曾聲稱「在台灣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這是凶殘者的有恃無恐；對一些死刑犯而言，因政府遲遲不敢執行，他們雖一心求速死之解脫而不可得；對於一些被害者家屬而言，看到司法的怠惰無力，因創痛難平而無法停止悲傷。甚至，有些殘暴慣犯，因法官的一念之仁而得以逍遙在外，法律配套的缺乏，卻造成更多無辜者喪命。
犯下割頸案的龔重安究竟有多凶殘，外界尚不得而知，他並無其他前科。民眾對他憤怒追打，主要是他下手的對象是年僅八歲的羸弱女童，這被視為卑鄙的強凌弱行為，也因此才有要求將他判死的呼聲，但這並不必定意味他殘暴成性。人們對於發生在眼皮底下的凶案，當然無法視而不見；但是，對於一些不是立即分明的案件，或者真相在漫長的司法過程中遭到埋沒的案件，又將如何追問正義？例如，四次殺人奪走三命的毒品殺人犯張添銘，幾度殺人遭判無期徒刑都獲假釋，最後槍殺素不相識的計程車司機，法官仍引用「兩公約」讓他逃過死劫，受害家屬只能泣訴人間不平。再如，有些詐騙集團屢屢騙走受害人一生積蓄，卻輕易獲得法官緩刑交保，繼續在外為害其他大眾；如此，那些無視他人痛苦與社會問題的執法者，難道不該譴責？
一個放任民眾當街毆打嫌犯的社會，卻又不斷用廢死論調來牽制法官的審判，縱非精神分裂，恐怕也是表裡不一。談廢死，不能不顧社會民情，更不能不加強人權教育；論法治，不能不尊重法律程序，更不能忽視人間的正義公理。若不能弭平其間的虛實落差，說一套、做一套，台灣如何落實真正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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