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7日星期六

轉載：當女人成為殺人犯？律師揭台灣年30件女性殺人真相，家庭是逃不掉的一題......//謝孟穎2019/04/26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25日舉行「廢死星期四：死刑案件中的女性身影」活動，律師李晏榕、林俊宏不談廢除死刑，他們談女人為何要殺人。圖為示意圖。（資料照，取自Pixabay）

女人最想殺的人是「誰」？2009年南投女子林于如涉嫌為詐領保險金先後殺害母親、婆婆與丈夫，媒體以「驚世媳婦」稱之，然而過去報導大嫂的證詞，翻開案情的另一面──大嫂陳述林于如長期過著被丈夫毆打、甚至孩子被拿來威脅的日子，2011年林于如也翻供表示是因為受到丈夫虐待才起殺機，在殺人之前，她甚至會跟婆婆在被打完以後，一起到醫院處理傷口。

身為台灣目前待決死刑犯之一的林于如，殺的是家人，而台灣每年30、40起被起訴殺人的女性殺的又是誰？25日「廢死星期四」講座上，律師李晏榕、林俊宏不談廢除死刑，他們談女人為何要殺人，而攤開現有案件，李晏榕發現「家庭」是無法迴避的一題。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25日舉行「廢死星期四：死刑案件中的女性身影」活動。（取自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網站）

「你沒經歷過日常生活被鎖在同個空間裡，最後爆發的那種感覺……台灣女性『嫁』入男性會有很多親屬之間、包括小姑等複雜關係，基本上是讓她一生鎖在那裡，某種心理狀態下會覺得那（殺人）是唯一的方法，只要一秒鐘錯了，就來不及了……」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陳宜倩如此評析一起女性殺人案。

只要一秒鐘錯了，就來不及了──殺人案件的本質或許是如此，而台灣社會還有多少女性默默扛著巨大壓力，直到有一天就這麼「錯了」？攤開殺人案件，背後一句句無助，都在在揭示下一個未爆彈的迸裂。

20181021-台灣民意基金會「2018台北市長選戰民調」發表記者會，圖為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陳宜倩。（陳品佑攝）

探討女性殺人案例，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陳宜倩從性別角度、女性角色談起。（資料照，陳品佑攝）

專長家事案件、曾為一起女性殺害丈夫胞妹案件辯護的律師李晏榕指出，據法務部統計，台灣每年因殺人遭起訴的男性5年來從712人一路降到483人，女性5年來則是維持在30、40人上下，目前待決女性死囚也只有1位，看來女性是非常少數，但也更讓人想問：為什麼？

「如果今天是一個女人殺了一個人，你會覺得難以想像嗎？」李晏榕如此探問。傳統教育下女性經常不被允許「以力量表達情緒」，每個女人成長過程多少會被唸「妳是女生，不要那麼兇」，或許也因此女性殺人確實讓人難以想像，李晏榕想知道：「到底是什麼因素讓女人跨過『門檻』，用這種極端方式奪走一個人的性命？」

因殺人遭判死女性　百年來僅4人

攤開中華民國在台灣因殺人遭判死刑的女性記錄，李晏榕發現漫長百年歷史裡只有4人，第一位是被控發生婚外情與第三者共同殺害丈夫的朱瑞真，1981年遭槍決；第二是因為無法生育嫉妒鄰居家庭美滿、以氰酸鉀毒殺兒童的陳高連葉，1985年遭槍決；第三是積欠債務無法償還、與弟妹共謀殺害債主的楊麗華，1990年遭槍決，第四位就是林于如，2009年涉入殺害母親、婆婆與丈夫案件，成為目前唯一待決女死囚。

而就新北市社會局長張錦麗過去所做研究，台灣女性殺人案件裡大部份殺掉的，是家人，可能是配偶、公婆、子女，其中子女比較少見。對此，李晏榕又問：「女性殺掉的大多是家人，這透露什麼訊息？女人特別恨家人？還是特別在乎家庭？」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25日舉行「廢死星期四：死刑案件中的女性身影」活動，律師李晏蓉談女性死刑人數。（取自張源禾臉書）

「我們看女性殺人時，『家庭』是完全無法迴避的一題……很多男性殺人案家庭不見得有關係，可能是仇殺、械鬥，但女人殺人案件跟家人有很深的連結。」李晏榕說。

當殺掉加害人成了唯一離開的方法…

最讓台灣人痛心的女性殺人案件，或許是1993年的鄧如雯殺夫案。李晏榕說，很多女性加害人背後都有家庭暴力因素，鄧如雯就是其中之一──「她是長期受暴婦女，先生是當年強暴她的對象，這大家可能殊難想像，幾十年前在台灣妳被強暴，妳會被家族、家長逼著嫁給強暴犯！」

「她長期受暴，認為殺掉加害人是她唯一能夠成功順利離開，在這情境就會去做一個滿極端的選擇，雖然講到『殺人』都是滿極端的選擇……」李晏榕說。

離婚、女性殺人　背後那些難解家庭問題

至於李晏榕辯護的一起女性殺人案件，當事人C殺害了丈夫的胞妹。李晏榕素來主要處理家事案件、離婚案件，接到C的案子一開始也困惑「為什麼找我」，知道有女性殺人也一直想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但理解C的家庭以後，她才赫見案件背後是跟那些離婚案件相似的、極為難解的家庭難題。

犯案前，C與丈夫與2個小學還沒畢業的孩子一起住在小姑支付房貸的3房公寓裡，公婆未過世前睡一間、小姑一間、C一家四口擠一間，公婆過世後房間也未清出使用。雖然C多次跟丈夫說要搬出去，夫妻倆薪水加起來不到5萬、丈夫的薪水也不一定都能領到，要在雙北市找房實在困難，就這樣一直擠著。

公婆、小姑、一家四口擠一間，殺人案背後常隱藏著難解的家庭問題。圖為台北市老舊公寓群示意圖，非關當事人。（資料照，顏麟宇攝）

一家四口跟公婆小姑同住──這般家庭背景已讓身為離婚律師的李晏榕嗅到衝突的味道，事實也是如此。他人即地獄，處不來的人們住一起更是地獄，關冰箱太大聲、吃完飯沒洗碗、馬桶蓋太大力都可以是天大的事，C一次次被小姑抱怨貼紙條甚至打電話回娘家告狀，終於在某天上午吵架後撐不住，殺人了。

或許誰都不覺得這些是什麼深仇大恨，李晏榕也不覺得是，只是在C的故事裡，恨意是滴水穿石，最後蝕斷了理智。李晏榕說，公婆過世前C與夫家就已不合，小姑與婆婆是站在同一陣線的，印象最深是C說懷第二胎那時，小姑剛拖完地，C滑倒在地上，當下小姑跟婆婆都在客廳看著她滑倒，沒有人願意拉她一把，一個無助的孕婦只好在客廳哀叫，叫女兒出來扶她。

李晏榕：大家常忽略他們「也是人」的那一面

又以轟動一時的八里雙屍案主嫌謝依涵為例，媒體稱她是「蛇蠍女」、說她冷血謀財害命，然而一名講座聽眾指出，法庭上聽到的其實跟媒體報導的完全不一樣！而律師林俊宏說，謝依涵自述與被害人其實是一種「親密關係」，後一段婚姻即將開始，前一段關係又無法以比較好的方式結束，「那念頭一下，最後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部份……女性加害者較多是先有一個親密關係存在，要脫離。」

冷血、驚世、狠毒、蛇蠍，媒體總是這樣描述殺人犯，然而從C的案件，李晏榕看到的是：「其實社會案件那些人跟我們一樣是一般人，今天要比兇狠，我出去罵人，C不見得比我大聲！殺人犯大部份沒有精神問題的，就跟我們是一般普通人，跟我們一般人煩惱一樣的事情，家裡的經濟、孩子的教養、爸媽的健康，我很遺憾媒體強調他們『冷血蛇蠍』，很少看到他們跟我們一樣是人的一面……」

媒體常以冷血、驚世、狠毒、蛇蠍，等字句描述殺人犯，而八里雙屍案主嫌謝依涵被媒體稱為「蛇蠍女」。圖為案發媽媽嘴咖啡廳。（資料照，風傳媒攝）

C殺死小姑以後隨即認罪，她最擔心的是「孩子怎麼辦」，而李晏榕說，也幸好新北市社工系統即刻介入，媽媽一被羈押就有家防社工去訪視，畢竟孩子面臨長期主要照顧者無法再回家、爸爸也要調整工作與作息，確實對孩子會有很大的影響。而林俊宏說，也幸好同時身為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的丈夫仍願意去監所看C，這般支持，對於C將來復歸社會來說有助力。　

標籤加強對傳統女性的想像　林俊宏：男性沒那麼多形容詞

談起媒體給女性殺人犯的「標籤」，林俊宏坦言是媒體業績因素，「他們想要賣報紙啊！」然而這些文字也加強傳統對女性的想像，攻擊效果放大很多倍，這是跟男性殺人犯比起來不同的：「大家想媳婦怎麼可以做這事、怎麼會去把公公婆婆幹掉，會講謝依涵是『蛇蠍女』，為了錢就把人幹掉，相對來說男性沒有那麼多形容詞……」

社會施給女人的枷鎖從報導用語便可見一斑，就連加害者妻子也難逃所謂「女人」的責任。林俊宏印象最深的加害者妻子，是丈夫虐死外遇同居女友幼子的一個案件，她丈夫不回家，她自己一人撐起小麵攤撫養兩個孩子，丈夫偶爾回家就是打打孩子、拿個錢就走，當丈夫虐死別人的孩子以後她害怕不已，最擔心會不會女方家人半夜衝到家裡殺小孩，但她沒有其他謀生技能，只能膽戰心驚地繼續開著麵攤，就算被害者家人都知道她住哪。

20181007-「此人沒有教化可能性？」2018台灣死刑判決研討會，律師林俊宏。（甘岱民攝）

談起媒體給女性殺人犯的「標籤」，律師林俊宏就是因為業績。（資料照，甘岱民攝）

「她雖然是加害者家屬，在我看來也是被害人，在這案件到底整件事情干她什麼事？她就嫁錯人、過著悲慘生活、後來背負我先生是虐童的人……」林俊宏更無法理解的是，那妻子一直到先生判決定讞後依然不離不棄，帶孩子去監所探視、寄錢寄東西，就算身為被告律師的林俊宏都跟她說「不要理他就好」她依然持續，「難以理解，我真的難以理解。」

女人比較不會被判死？陳怡倩：男性總被認為「天性如此」

長期為刑案辯護的林俊宏曾聽聞一個說法是「女人殺人比較不會被判死」，而從台灣現況來看，女性從事重大犯罪的比例較低，很難跟男性進行比較。對此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陳宜蒨指出，美國曾有文獻研究殺人量刑，確實男性有比較高比例被判死刑，對男性其實也有性別歧視：「們社會還存在一種『女人給予生命』的觀念，除非真的到很誇張，你要判一個女人死刑要有很充份的理由，確實對男性有不利……」

「男性有一個比較可怕的地方，他們被認為『天生如此』，例如強制性交，男性被認為他本來就會做這事、無教化可能……透過社會化過程男性被要求不能展露太多感情，受挫折就變成暴力，這是社會化歷程，我不覺得是『天性』，但社會新聞描述約會強暴、家庭暴力，我都很怕有『天生自然說』。」陳宜倩說。

在從事性別研究的陳宜倩看來，女人並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男人也不是，他們是透過社會化「成為」女人或是男人，而在性別教育不教、情感教育不教的情況下，悲劇由是產生──例如鄧武功，他曾在自傳寫著「什麼樣的男人要讓女人這樣出來拋頭露面」，挫折下決定殺了他懷疑與工頭有染的妻子，「你去看男人成長的背景，我們是不是每天都在培養一個會對女人做出暴力的男性？」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陳宜倩指出，男女透過社會化「成為」女人或是男人，而在性別教育不教、情感教育不教的情況下，悲劇由是產生。（資料照，取自Pexels@pixabayCC0））　

性別解放預防殺人？李晏榕：許多殺人案確實存在性別因素

談起如何預防殺人案件，陳宜倩提到的觀點之一是「性別解放」，如果一段關係很困難，應該要努力學著離開，而不是選擇毀滅對方、自己去坐牢，雖然遺憾的現況是：「但很多男性女性覺得不容易，你一輩子認定給他了，結果他不像你想像的那樣，那種失落感、挫折感很大！」

「我今天是對人很好奇，今天有個人把一個人殺掉，我會：想為什麼？」這是李晏榕初次為殺人案件辯護的想法，而在台灣諸多殺人案件裡確實存在性別因素。（相關報導：教囝仔，不是「教訓」囝仔！7年見證無數孩子活活被打死　王薇君談爸媽最需要一課｜更多文章）

當「家」成為一個枷鎖，無路可走的女性們便很有可能就此爆發，過去彰化傳出一起彰化豪門前妻殺夫殺子案也是一起女性遭拘束下的悲劇。從鄧如雯案發生至今，社會性別觀念若仍未能前進、仍要女性以夫家為家，下一次壓力鍋下爆發的殺夫、殺夫家、殺孩子案件，也隨時將爆發。

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

轉載：乳癌醫生患乳癌，推特全程分享悲歡時刻

乳癌醫生患乳癌，推特全程分享悲歡時刻

瑪莉安·艾斯曼達（Mariam Issimdar）BBC News

「像許多女性一樣，我之前沒有檢查我的乳房。我想，這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因為我是乳腺癌外科醫生。」

在被診斷罹患乳腺癌之後，麗茲·奧瑞爾登(Liz O'Riordan)最終不得不放棄她已經從事了20年的工作。2015年，在40歲時她進行了乳房切除術，去年5月又復發。

奧瑞爾登博士此前認為自己至少還能再做20年外科醫生，但現在的事實是，她只能再工作兩年。第二輪放射治療使她的肩部活動困難，導致她做出「情感上很不容易」的決定：離開醫生這個工作。

在這次診斷前，奧瑞爾登醫生身上被發現了腫塊，但被證實只是囊腫，而6個月前的乳房X光檢查亦顯示乳房健康。但另一個腫塊卻開始有變化。她母親催促她去作乳房掃描。住在薩福克郡（Suffolk）伯裏·聖埃德蒙茲（Bury St Edmunds）附近的奧瑞爾登看了掃描結果之後，立即做出了判斷。

「大多數患者得到的訊息都是一個接一個。當我看到掃描，我立馬明白我需要進行乳房切除術，我明白我可能需要化療，因為我還年輕，而且我精確預測了我10年內的生存機率。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瞬間完成的。」

現年43歲的奧瑞爾登醫生說，沒有多少醫生能夠患上他們主治的疾病；當然，在伊普斯威奇醫院（ Ipswich Hospital ）她的同事中也沒有人有過這樣的經驗。

Dermot and Liz O'Riordan — Image caption奧瑞爾登醫生與她的先生

起初她感到恐懼，她心中浮現幾個問題：「我能向丈夫和父母分享到什麼程度？我繼續當一名癌症外科醫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我是不是只能成為一名病人？」雖然她知道身體怎麼了，但當時她尚未體驗過，真患有這種疾病是什麼「感覺。」

「我只知道怎麼『告訴』別人患有乳腺癌是什麼感覺。」

「我卻不知道必須有一個僵硬的上唇，抹掉眼淚，離開診所，穿過候診室和醫院走廊到達停車場後開始嚎叫是什麼感覺。」

在與丈夫德莫特（Dermot）討論之後，她決定向1500名推特粉絲告知自己的病情。這些粉絲是她通過烘焙、鐵人三項的愛好以及在行醫過程中結識的。

她說社交媒體最終成為她的生命線，她獲得了大量支持。

「是患者告訴我如何應對。」

「當你為類固醇副作用所苦時，總會有人在凌晨三點還醒著與你交談。」社交媒體還讓她與患有癌症的其他醫療專業人士保持聯繫，此後她成立了WhatsApp小組，讓患有疾病的醫務人員交流。

第一次癌症治療後，奧瑞爾登醫生回到工作崗位上。她說自己當時沒意識到這將是「情感上的一大挑戰」。她說，身為癌症病人，她起初認為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幫助病患。「但這是我做過的最艱難的事情之一。」

「當你告訴這些女人壞消息，亦即她們癌症確診時，真的很難。但因為我也是病人，我也在重新曆經聽到壞消息的感受。我彷彿可以看到當時自己和丈夫聽到消息精神崩潰的樣子。「

"你好渴望能與有共同經歷的人聯繫，但我不能，因為她們是我的病人。" 她補充說：「乳房切除術後，身體疼痛常突然出現。我非常清楚我的手術可能會給病人將來的痛苦，我不想這樣做，這真的好難。「

她說自己也在努力參加每周一次的診斷會議。

「我第一次回來工作遇到的第一個病人基本上患了與我相同的癌症。她年齡與我相同，癌腫瘤與我的只差了一毫米：她是診斷書上的另個我。同事聽到後都說這真的很糟糕。」

2018年，奧瑞爾登接受移除人工乳房手術時發現，癌細胞又出現在同一個腋下部位。人工乳房給她帶來了嚴重的病痛。

因此，奧瑞爾登對同一部位進行了第二次放射治療。「這是很少見的事，」她被警告說，之後她可能無法正常移動她的手臂，但如果她不接受手術，那麼前景就堪慮。結果是更多的疤痕，纖維化和軟組織的束縛，這確實減少了她肩膀能運作的範圍，並且意味著她的手臂力量減弱許多。

她說自己的僱主盡力幫助她重拾舊業。「我做了強化的物理治療，我還見了一位整形外科醫生。」「我花了整整20年的生命拿到博士學位，通過醫生考試和課程之後成為專家，然而卻我不能再從事我深愛的工作了。」

「我的日常生活還可以運作，但再去動手術就有風險。」她說。

目前為止，奧瑞爾登醫生也感到心理上需要「無癌症時間」，特別是考慮到在復發之前的心情是創傷性的。此外，現在癌症再次復發的風險比以前更高，並有可能再次出現在身體其他部位。因此大約四個月後，她決定結束外科醫生生涯。

「這真是苦樂參半，實在很難說再見。」

奧瑞爾登現在為幫助罹癌患者重返工作崗位提供諮詢。她的丈夫是一名外科醫生，她表示自己很「幸運」，因而能夠負擔得起從事無薪資報酬的工作。

她最近開始志願擔任「與癌共舞」機構（Working with Cancer）的社會企業大使，後者在她第一次接受癌症治療後，2017年決定重返工作崗位時，就她的就業權利提供諮詢。醫院告知她，預計讓她4周內分階段復職。

「我仍然疲憊不堪，試圖讓大腦重新開始動起來。」奧瑞爾登博士說。

「我當時不知道，如果患有癌症，根據英國《平等法》，在法律上就是殘障人士，僱主必須提供合理的配合以幫助你重返工作崗位。」

「許多患者迫切希望很快重拾生命與生活步驟，但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卻不容易。而且，許多僱主還不知道如何幫助癌症患者，也不知道哪些做法是好的。」

奧瑞爾登博士說，「與癌共舞」的多數諮詢教練都曾罹癌。「他們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

除了相關權益的討論之外，他們還凖備告訴員工和僱主關於「情感」上如何與罹癌員工共事。

因為化療，奧瑞爾登的頭髮變得短而且捲曲。她的諮詢師問過她：「當人們認不出你時，你會怎麼反應？」她當時心中駁回了這問題，直到有一天她發現和她談話的同事確實沒有認出她是誰。

在「與癌共舞」的經歷為她未來如何避免尷尬提供了凖備。回來上班前，她給她的經理髮了封電郵，解釋說她很高興與同事討論她的病情，但不是在工作時間。

「你有權要求讓事情變得更容易。他們不能解僱你，因為那將是歧視。」這位前外科醫生表示，她作為大使的工作幫助她重新找回了成就感。

「作為一名外科醫生，我每年要幫助70名患有乳腺癌的女人。」

「但通過我的書，博客，談話和成為『與癌共舞』大使，我可以幫助成千上萬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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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 星期六

轉載：當女人成為殺人犯 ？律師揭台灣年30件女性殺人真相 ，家庭 是逃不掉的 一題......//謝孟穎2019/04/26

因殺人遭判死女性 百年來僅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