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的女友得了乳癌，從此，我們展開一趟醫療與法律的旅程。得了乳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只要好好醫治，痊癒的機率很大；但是真正讓人傷心的，卻是「法律」。
「你們是法律上的陌生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副董事長，同時也是同志伴侶法起草律師之一的莊喬汝說。這樣的「事實」讓人震驚。
我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十五年，因為沒有同志婚姻法的保護，竟然是法律上的陌生人，我無法為她做任何決定。
我們每天一起吃早餐，閒聊昨夜的夢境；一起吃晚餐，邊看新聞邊辯論時事。我知道她夏天喜歡吃西瓜，冬天一定要喝薑茶、吃水餃只淋黑醋；我知道她喜歡穿明亮顏色的衣服，頭髮蓋到耳朵就要去百元剪髮理一下；我知道她心很軟，看電影哭點很低，她哭了不可以打擾她，只能輕輕地把衛生紙摺好，放在她的膝蓋上。
我們不只討論生，也討論死。我知道她害怕苟延殘喘的急救，盼望安詳離去；我知道她想葬在一棵樹下，來世要當一隻綠繡眼，只要吃幾粒穀子就可以飛翔。我們對彼此的熟悉，早就遠遠超過家人。
我們踏踏實實地過日子，跟異性戀伴侶沒什麼不同。這樣的「我們」，第一次在醫院填表格就遇到挫折。
護士問：「你是獨居，還是跟家人同住？」
我們回答：「我們住在一起。」
護士又問：「那你們的關係是什麼？」
我說：「是很好的朋友。」
護士低頭邊寫邊說：「喔，那就是獨居。」
怎麼會是獨居呢？我們已經住在一起十五年，就像尋常的夫妻一樣，甚至關係更親密。怎麼是獨居呢？難道我是空氣嗎？
我被逼得去了解同志的「權益」，包括「醫療決定權」、「探視權」、「共有財產」等。這些「權益」，看起來好像都有現行法律可以「使用」，可是當我們進到醫院才會更深刻地明白，那些「繞路而來」的權利，多麼不堪一擊。
柯文哲曾經說過，同志有醫療決定權，並不需要婚姻的保障。的確，醫療法第六十三條、六十四條明訂：「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尤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實務上卻非如此。
曾經有同志在陪伴生病的伴侶時，把法條隨身帶著。當伴侶必須被截肢，需要簽署同意書，他拿出法條，據理力爭，醫院卻怎麼也不讓他簽，堅持要「家屬」到現場簽具。到最後他們等了很久很久，才找到根本沒見過面的侄子來醫院簽名。
這不是特例，許多同志伴侶都曾有類似的遭遇。當伴侶在危急時刻，必須做出放棄急救、截肢等重大的醫療決定時，哪怕有醫療法的保護，所謂的「關係人」仍然無法主張。醫生怕做了不可逆的決定後，會被「真正的家屬」告，所以無論醫療法怎麼規定，他就是不讓你簽同意書。這種「非惡意的刁難」，把同志伴侶推向深淵。
更讓人難以承受的是，倘若伴侶中風、失智，必須由法定監護人照顧，法官會擇一親屬，例如父母、兄弟、子女來擔任監護人的角色，同志伴侶不在法官的選項內。
財產權的處分更是複雜難堪。因為沒有法定配偶的身分，如果沒有事前作好保護措施，共同購屋、儲蓄，常常是不被承認的。
曾經有對伴侶在一起十幾年，共同買了房子，登記在其中一人名下，頭期款、每月貸款則是共同支付。某天，房屋登記的所有人突然猝死，他與家人的關係並不親近，真正親之所親的，就是活著的伴侶。
然而，他的父母卻在他死後，合法地繼承了兩人共有的房子。雙方打官司時，雖然提出每月的匯款證明，表示房子貸款是共同支付，對方律師卻指稱：「那是房租。」
活著的人不只失去愛人，還無家可歸。法官給他一個禮拜的時間打包搬家，他每天「回家」，卻帶不走任何東西。他想拿走心愛的杯子，卻覺得一旦拿走了，那個房子就不完整；他想拿走自己的牙刷，卻又看著留下的那隻牙刷，怕它孤單。
最後，他只帶走自己的衣服，剩餘的一切，都留在「家裡」。
前不久也發生藝人控告死去姐姐的伴侶偽造文書、盜領，雖然最後法院判定兩人有伴侶關係，伴侶勝訴。但是在打官司的過程中，亡者難安哪，身為妹妹，她怎麼忍心讓姐姐連死了都不安心？
說到底，同志婚姻所渴望的，真的很簡單。我們渴望的，不過是在對方生病時，可以依照她的願望，讓她安心接受治療；我們渴望的，不過是自己離去後，可以讓她繼續住在共有的房子，保有共同的財產。
我們要的並不多，我們只是想要有正當的權利，照顧最心愛的人。當我死去時，我不要我的伴侶忍受這些難堪，我不要她孤苦飄零。
美國大法官在全美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多數意見書裡說：「有些人認為，同性戀會破壞婚姻的概念。但事實上他們非常看重婚姻，所以他們努力的尋找讓自己進入婚姻的可能性。他們希望不再受到孤獨的詛咒，不希望被拒於文明社會最原始的組成元素之外。他們只是要求在法律上取得平等尊嚴。而憲法承認他們有這個權利。」
當美國的大法官看見同志的處境，做出這樣的判決時，台灣的大法官卻只會考慮「社會觀感」，逐步給同志一些「權益」，那不是人權，那是施捨！大法官地位何其崇高，必須捍衛人權與民主，台灣新上任的大法官卻罔顧同志的人權，矮化同志伴侶。
護家盟則更加可笑，竟然在此刻發文質疑：「以後連父女戀都可以結婚嗎？」姑且不提父女戀是異性戀的範疇，更奇怪的是，為什麼護家盟總是會想到亂倫、雜交？他們難道沒有看見自己的荒謬與可笑？
去年，我在公園陪伴女朋友復健時，曾經硬生生被護家盟塞了傳單，他們當著我的面說：「鞏固傳統家庭價值，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我拿著那張傳單，氣得說不出話。
那時候我們才剛經歷癌症開刀，我滿心感謝老天爺把她留下，我們每天都很振奮地過日子，帶小狗到公園運動。我們的生活沒有傷害任何人。為什麼我要被這麼粗魯的對待？
當個人被攻擊時，我該如何反擊？回家後我想了很久、很久，終於，我找到答案。
如果再有人敢當著我的面說：「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我會直直看著他的眼睛，問他：「你對我的人生了解多少？你對我經歷過的痛苦、抉擇與困境了解多少？你根本對我這個人毫無所知，你憑什麼反對我？憑什麼說我是錯的？憑什麼公開歧視我的愛情與生活？你以為你是誰？」
同志婚姻合法化追求的，從來就不是亂倫、雜交，而是相愛的伴侶可以好好地生活、相守。如此而已。
當我的臉書邊欄出現好多彩虹大頭貼時，我很開心，因為大家終於可以堂堂正正做自己，不用躲在角落了。
這麼歡喜的時刻，我卻想起我的三叔。我還在念幼稚園時，三叔死了，他的死因一直很隱晦，家族裡的人幾乎不談論，我只知道他長得很帥，很會畫畫、插花，是個很美好的人。
長大以後我才知道，原來，他是困在自己的同志身分裡走不出來，最終選擇結束他的生命。三十幾年前哪，那是個沒有同志運動，同志是怪物、同志讓人蒙羞的年代。一個這麼美好的人，用最激烈的方法死去。我永遠無法忘記奶奶在寺廟前哭倒嘶吼，卻再也喚不回親愛的孩子。那是家族永遠的痛。
我看著滿滿的彩虹人像，眼眶泛淚。如果三叔可以活到今天就好了。他就會知道他不是唯一的、孤獨的怪物。他只是同志罷了。
台灣的同志不應該再有悲劇，無論是生離，還是死別，都不要有了。我更盼望這麼多的犧牲，最終能以喜劇收場。
台灣的同志啊，我們只能歡喜一天，台灣同志平權之路還很漫長，我們依舊是法律上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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