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0日 星期一

轉載:歐巴馬的遠見,馬英九的視而不見 P3

歐巴馬選擇這條路,對美國絕對是正確的,但對於短期經濟卻不一定,因為可能會導致能源業的大失業潮,因此看到他的經濟表現滿意度的確受到衝擊。但拉長時間看,當美國製造業回流導致失業率下降,美國民眾就算再怎麼腦殘,也不會用意識形態來判斷政治人物,這叫做領導人該有的作為,指出明確可行的路,雖千萬人吾往矣。
回過頭來問,馬英九政府的政策,中心思想到底為何?沒別的,就是「短期利益」。
因為有這套思維,所以不投資基礎科學研發,選擇去中國或者去新興市場,是最快、也最容易「賺到熱錢和快錢」的路,但全世界都懂的道理,就無利可圖,因為台商想得到,中國廠商難道想不到?看看當初2008年中國搞的大鋼鐵廠、大造船廠、還有一堆太陽能廠,一窩蜂搶進的結果,如今安在?反而造成過剩產能,導致需求減緩,現在成為拖累新興市場的最大元兇。
有人會說,國內政局混亂和過於民粹,導致政治人物短視,但難道美國人就比台灣人好搞嗎?歐巴馬推動能源獨立、創造中產階級以及健保改革,同樣面臨國內巨大反對,但從經濟數據看得出來,美國幾乎是全球最穩健成長的國家,消費信心也是今年來維持高檔,真正對國家有利的政策不僅能帶來實質體質改變和產業升級,更能創造民眾對未來信心,但此刻的台灣,政府有讓人感覺有信心嗎?
別再怪民眾短視,因為有遠見是領導人該做的,就是走在看不見的水域時,仍能清楚說出他對未來的藍圖,引領群眾。

作者簡介_約翰之聲

一位喜歡研究國際財經與公共政策的專業投資人。

2015年8月8日 星期六

轉載:試衣間鏡子有玄機 同件洋裝不同結果

試衣間鏡子有玄機 同件洋裝不同結果

翻自英國《每日郵報》

字級:

 
 
是不是常感覺在服裝店試衣時,衣服顯瘦,看起來精神奕奕,但回家後再穿,卻發現根本是兩回事?

英國《每日郵報》記者普拉特(Amanda Platell)發現試衣間的鏡子和光線主宰一切,她特地穿上一條藍色連身洋裝,走訪不同服裝店,發現部分鏡子倒映看起來婀娜多姿,但有些卻不堪入目,如照妖鏡一樣盡顯肥肉。

專家解釋,不少時裝店都會將鏡子傾斜向上,讓顧客看起來身形拉長,「鏡子看起來平貼在牆上,但只要有數毫米傾斜,就會讓腿部拉長」,燈光也是重點,適當用燈會讓客人看起來膚色均勻。

以下是普拉特爾到訪各大時裝店試衣間的評價:

Gap:
看上去我有一個胖胖的肚子,但這是現實,鏡子內的我十分正常。
專家指,試衣間光線充足,營造日光效果。

TOPSHOP:
我好像鉛球選手一樣,腰間藏了好多塊肥肉。
專家就指,鏡子從天花板到地上,加上頭頂有大燈直射,若沒有其他光線分散視線,客人的瑕疵就無所遁形。

H&M:
試衣間近乎完美,鏡上的我好像小了一個尺寸,我看起來穿10號,並非12號!
專家指,H&M投放資源在鏡子上,鏡子兩旁的燈營造「環閃」(ring flash effect)效果,讓腰部看起來苗條。

John Lewis:
我皮膚看起來十分粗糙,但願我現實不是這樣。
專家指鏡子十分呆板,光線太強造成陰影,讓普拉特爾的皮膚看起來很粗糙

Zara:
普拉特爾:光線很可怕,令我肚子上有陰影。
專家指試身室空間充足,但四周的牆和布簾吸了光,令鏡像效果不理想。

馬莎(M&S):
這個試衣間是地獄,光線很糟糕,感覺十分壓迫。
專家認為該試衣間是眾多公司最小,又陰暗,加上客人需要站近鏡子,讓客人看起來扁平。

(國際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翻自英國《每日郵報》

轉載:大前研一:台灣已進入低智商社會!!!

大前研一:台灣已進入低智商社會 !!!

10月 2014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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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藝節目」是降低社會智商的亂源?

2013年綜藝主持人年收入排行榜出爐,小S以1億1080萬元位居第二,
節目中永遠是那幾個女人在炫耀她皮包一個一百萬、
高跟鞋五六十萬、 大腿怎麼保養,我無言以對,
因為台灣媒體把我們大部分人們都搞得心盲了, 

也就是下面文章所提及的低智商社會.........

趕緊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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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智商社會的3項特徵 / 大前研一

日本著名趨勢專家、經濟戰略家大前研一出版《低智商社會》
將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社會的種種問題歸因於
「集體智商衰退」引起各界的廣泛討論。
大前研一認為,日本進入「低智商社會」有3項表徵:
這三點是什麼呢? 以下我們來看看...




1. 集體不思考


大前舉例說,電視節目裡如果說「納豆對減肥有幫助」,
第二天超市裡的納豆就會被搶購一空。 

大前還對電視節目的無聊低俗持批判態度,擔心由此引發「白癡化」。 

對於電子遊戲導致孩子的學習成績下降,
他也認為是「集體不思考」的惡果;
「集體不思考」帶來的後果是喪失慾望和上進心。 

大前指出10年前年輕男子就業後還有一個目標是買一輛車,
因為他們從小就盼望能夠開車跟女孩子約會。 

但現在年輕人似乎連這點興趣都沒有了,
只要有個手機就夠了,蛻變成了「拿手機的猴子」。

2. 集體不學習


大前批評現在的日本人不愛讀書,
他接受採訪和演講後常被問到的,
不是國家該何去何從,而是「怎樣變成強者」,
「怎樣賺到錢」之類的膚淺問題。 

電車上雖有人在看書,
其實大部分看的是漫畫,閒時多數人則看棒球。 

大前認為「集體不學習」造就了日本一億人「經濟文盲」。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形成經濟泡沫,
日本企業紛紛去美國大規模收購企業資產,
許多日本人則在澳洲等國家購買房產。
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社會似乎也一蹶不振,
大前擔心這樣下去日本人可能真的要變成「笨蛋」了。

3. 集體不負責


這主要是指政治。
大前認為,將來人們謀生主要靠三種「神器」:
英語、金融和 IT(訊息技術)。 

但日本的政客只懂得另外三種「神器」:地盤、看板和皮包;
滿腦子是選舉、權力、人脈和任人唯親,
導致政界的集體素質下降,面對經濟和社會危機一竅不通,
一籌莫展,遇到困難就辭職不幹,
全世界都對日本首相的頻繁替換感到驚訝。 


大前認為政治是社會的一個縮影,
看看現在的日本社會,
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落跑」的首相。


大前認為,在「低智商社會」裡,
「掛羊頭賣狗肉」的強勢者、外國投資家、投資基金等
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為「傻子」太多。


所以,大前呼籲日本人學習和提高素質。
與其說這本書是大前研一對日本社會無情的「當頭棒喝」,
不如說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日本人危機意識的提醒與刺激。 


曾創造經濟奇蹟的日本國民當然不是「低智商」,
但未來要想走出經濟低迷的困境,顯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台灣已經進入低智商社會


大前研一羅列出的種種現象,未必為日本社會所獨有。 

急功近利、膚淺浮躁、缺乏思考的社會現象似乎
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流行病」,
從這個角度看,大前的「當頭棒喝」,的確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台灣亦然,甚至更嚴重!


現在的亂象如報紙和電視,報導的政治新聞全是為反對而反對,
只會批評又提不出更好的辦法。
談話節目《康熙來了》《今晚誰當家》永遠是那幾個女人
在炫耀她皮包一個一百萬、世界限量。 

高跟鞋五六十萬、大腿怎麼保養。說穿了全是商業廣告、騙錢的。 
為什麼不報導我們社會各階層、各角落的光明為善事蹟,社會公德教育? 
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國家的前途真是讓人憂慮。 

一味追求收視率,是電視節目品質低落的主因


這事情的根源簡單到不行,就是收視率! 
收視率控制在全台灣固定的三千個家庭裡面,
這三千個家庭是某家民意調查機構按照他們的調查方法所選出來的。 
然後廣告商在電視的廣告投放就跟著這三千個家庭的喜好而決定。 

而且跟臉書一樣,只能按"讚",反對的意見出不來,
所以只要按收視,不管收視人意見是贊同還是反對,就是收視率了。
所以,腥羶煽情的、庸俗的、物慾的、
頹廢的、灑狗血的、政論像作秀的,妖魔鬼怪全部出籠搶收視率,
電視台搶廣告商,整個社會就低智商化了!

 

分享這篇文章 給更多人,一起提升台灣電視節目的品質吧!


2015年8月7日 星期五

轉載:我們應該要給孩子一點討厭父母的空間 人助旅行 張苡絃 臉書


2015年5月9日 星期六


我們應該要給孩子一點討厭父母的空間


最近一個補習班老師呂捷談孝順的影片,看得讓我頭皮發麻,尤其是下方超過萬人的淚推與分享,更讓我感到害怕恐懼。

「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卻各自有各自的不幸。」

在我身邊相似的家庭非常少,各自不幸的家庭占了多數,而這些不幸,居然也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每個人的人生都somehow被自己的父母給搞砸了。

我想心理學上應該有明確的分類了,但我自己想把「愛」分成四個層面:道德、情感、言語、行為。
道德:我是你的誰,所以你「應該」要愛我。
情感:只要你快樂,我也快樂。
言語:「我愛你」「有我在」「謝謝你」「對不起」「我和你一起」能夠說出來讓對方感受的到在乎與愛的言語
行為:陪伴而不干涉,讓人感到安心、舒服、快樂的行為,親密動作 (擁抱、按摩),或其他讓對方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是重要的行為。
大部分功能失常的親子關係中,通常只有道德上的愛,然後在其他三項無限制的操控與情感勒索。

在華人含蓄內斂的文化下,健康親子關係中缺少的,可能是言語上的愛,但言語愛也是我覺得這四種裡最不重要的,如果有其他三個的支持,愛不一定透過言語來傳達。

呂捷在影片中提到的,「父母辛苦養大你們,買房子、買衣服、煮飯給你吃,還供錢讓你去補習讀書。」

在我看來這些行為與愛一點都沾不上邊,提供吃、穿、住、教育,只是在盡父母親該盡的義務而已。如果這是一場交易,一場回報的遊戲,是不是他們提供吃住教育到我成年經濟獨立後,只要我也在相同年限提供同等待遇,這段親子關係就可以銀貨兩訖?(相信我,有很多青少年的孩子很樂於接受這個deal。) 物質的提供,誰都可以做,但不代表誰都是我的父母親。否則的話,money can buy me love。

父母難為,正是因為父母的功能遠超過於提供這些生活基本需求。

台灣在早期農業社會,經濟狀況普遍不好,要生養小孩都不容易,能夠衣食無虞的養活都是萬幸,因此親子的表現很容易得透過恩情回報來呈現。但若要以農業社會的角度來經營現代家庭關係,父母親對孩子的愛,會不自覺的變成一種投資型的愛,我愛你不是因為你是你,而是因為我投資你,會有回報 (金錢、面子),我才要愛你。

而呂捷在影片中說的「你郭台銘嗎?為什麼他們要了解你,你有了解他們嗎?」正是這種病態的投資型親情的的展現。「所以我得成為一個在社會上有地位有錢讓你有面子的『成功』人士,你才要愛我,你才會想要了解我嗎?難道我就不能只是我嗎?」如果小孩跟父母說:「你是郭台銘嗎?為什麼我要尊重你呢?你有尊重過我嗎?」這樣可以嗎?

再者,一味的要求青少年時期的孩子體恤父母,其實是一件很不合邏輯的事。呂捷很顯然是不懂青少年心理學的,青少年時期,心智與自我認同都在快速成長和整合中,他們要學習的其實是處理很多內在變化和整合外在同齡人際關係。又因親情中血緣與共同生活的特殊性,即使與父母親關係再怎麼不好,都不能跟外界朋友關係相提並論的  ( ex: 你對你的朋友這麼好,怎麼對你爸媽就這麼不禮貌? 一樣又是一句無助於已然破碎的親子關係的句型)。體會父母親三四十歲的生活、辛勞、心境,都不是這個時期的發展重點,他們真的不會知道中年人面對的是什麼,要怎麼去體貼 (和父母溝通管道、情感交流順暢的小孩,可以體換),但大部分的人,都得到了真正有小孩之後,才能在經驗中去體會當真正當父母是什麼感覺;反之,所有父母親都曾經是青少年過,都知道那個時期的難受和衝突,用這種「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爸媽很辛苦,你要體諒」、「你長這麼大了,還這麼不會想?」來責難小孩,對已經破碎的親子關係一點幫助也沒有。

他們可能會問:「可是大人不是比我們更早面對這個世界嗎?不是應該走過青少年這一段了嗎?不是更能理解我們嗎?為什麼要單方面的要求第一次來到這世界的我去理解我根本沒經歷過的父母那個世界?

還沒有發展出理性思考能力的小孩,可能會有更極端的內在聲音:

「如果你們沒有要好好愛我、了解我的話,為什麼要把我生下來呢?生長在這裡是我的選擇嗎?你想要在我一出生就把我"蕊死",我難道不希望重新投胎一次嗎?」

有過類似經歷的,就會知道青少年的心中旁白是很恐怖很直接很真實也很殘酷的。

芬蘭這個以孤兒院為背景公益影片,就對所有的父母提出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小孩,你要選擇誰當你的父母嗎?」



這些往外逃的小孩,大抵在生命的這個階段,都出現了同一種現象,他們長期在家裡沒有獲得肯定 (或者從來沒有),也沒有歸屬感,跟父母關係一直處在一種我覺得你們都很討厭我,我也很討厭你們的狀態。於是一天到晚只想逃,逃得越遠越好,只要能擺脫這一切就好。在情感、言語和行為上感受不到家庭的愛與溫暖,父母和社會卻只是不斷加強他們道德上的愛的枷鎖 (因為我們是親子,所以我們應該要愛彼此,所以爸爸媽媽只要為我好,做的都是對的。),這只會把小孩子推的越來越遠。

我過得最不舒服的節日就是台灣的父親節跟母親節,這是另一種文化對個體的強勢霸凌,以小S的語言來說,大概就是「用孝順包裝的殘酷」吧!這社會的溫馨跟濫情有時候真的令人窒息。我沒見過哪個國家把父親節和母親節過得這麼聲勢浩大的,也許是父母親都當的太卑微了,太含辛茹苦,所以需要一天的時間來當偉人?

這兩個禮拜,電視廣告猛打母親節廣告,只要走上街,在任何賣場都無所遁逃,「別忘了媽媽」、「媽媽辛苦了」、「媽媽我愛你」、「母親像月亮」、「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台灣的母親節在媒體和商業的無孔不入下,變成:「全體肅立,母親就位,唱母親節芭樂歌!」的荒謬劇,然後在頒獎典禮中草草結束。(獎品就是電視廣告中嫁出去的女兒返家手裡提的東西)

天下的父母都是不一樣的,我的母親一點都不像月亮,她也不必像月亮。

我媽前年問我,為什麼好像母親節過得比父親節還有盛大,是因為母親比較偉大嗎?

「不是,因為女人腦波比較弱,比較好騙,讓妳開心一天,妳就可以繼續任勞任怨做牛做馬364天。」

我更好奇的是,在這些為爸爸媽媽歌功頌德的日子,那些沒有辦法得到父母的愛的小孩都去哪了呢?有離異的,遭遺棄的,雙亡的,酗酒的,有賭癮,家暴的,性侵的,精神病的,言語暴力的,還有更多看起來無異於他人,卻是日日齟齬或是完全漠然相待的…

這些小孩每年到這種時候,都要狠狠的在傷口上被灑鹽,數量之多,我覺得他們都快變成醃漬物了。這些親恩浩蕩的宣揚,就是他們再一次強化自己「我不值得被愛」的時候。任由自己縮小發臭…有些人甚至還曾跟著老師的指令做著一張又一張的媽媽我愛你的母親節和父親節卡片吧。

而在就是在這種父母偉大化的背景下,我們不被允許被討厭自己的父母!任何行為只要被扣上「不孝」或是「不尊敬父母」,就沒有任何空間可以讓自我流動了。青少年長成、個人自我形成的過程中,一味去要求這個碰撞的個體一定要和諧、要體諒、要自適、要和解,只會讓這個小孩越來越自卑,越活越沒有自己,很容易越來越討厭父母卻又在最底層否定自己討厭父母的情緒。
在親子關係裡,在物質需求之前,我們更需要被愛被尊重。一個物質條件不充裕的孩子不會自卑,只有不被愛不被尊重的孩子才會自卑。影片中呂捷說的他認為的偏差行為,都可能是孩子在家裡不被愛、不被尊重的表現。只是孩子沒有學過要求別人愛他、尊重他的語言。

其實,很多親子關係的僵化,都只是日常生活中積累的「小討厭」,這些小討厭沒有好好處理,積久了會變成怨懟、不理解、叛逆期、無法溝通,久而久之,這些小討厭就會無限上綱成了「你不愛我的證據」,更嚴重的甚至會變成恨。到最後,這些情緒在這個社會上沒有任何出口。(唯一在這塊島上能讓這些憤怒盡情宣洩,不受任何批判的地方,大概就是ptt的pay_home版吧),只能期望孩子自己長大了、懂事了、會想了,親子關係就會解決了,但其實大部分到最後都只是雙方的隱忍維持著表面上的不衝突,就卡在一個不必親密也不必修補的狀態。

但其實只要讓關係裡,有討厭彼此的可能,這些小討厭就不會擴大。

試著去把這樣的情緒表達出來:「我雖然討厭你對我做什麼事,但是我還是愛你的。」,並且讓對方可以同時接收到自己的行為造成對方的不悅,但並沒有造成關係的傷害,這樣就有溝通的可能。

允許這樣的聲音,真實勇敢地被表達出來,這就是一種愛的語言。

這個句型,不一定要百分之百以這種樣子出現,句型是可以變的,每個人的關係、臉皮厚薄和創意不同,但是只要在對方出現你無法接受的行為時,提醒你不能接受的是這個行為,而不是這個人,是不是就可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溝通討論後,拿捏互相尊重不越界的分寸?這樣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把每一次的行為都放大、用來定義整個人?
有了這個彼此討厭的可能,是不是就有了愛流動的可能?

親子關係,從來就不必然是一個大人愛著一個小孩,他也可以只是一個不完美的人,愛著另一個不完美的人。

轉載:催淚!遲來26年的父親節卡片

催淚!遲來26年的父親節卡片

2015-07-09 10:37:40 聯合新聞網 特約記者侯品如/綜合報導

遲了26年才收到兒子卡片,施洛克(左)很感動。圖擷自Dailymail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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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第三個星期日為美國父親節,美國維吉尼亞洲一位老人施洛克(Duane Schrock)在今年父親節後數日,收到已故兒子遲來26年的父親節卡片。
《每日郵報》報導,1995年施洛克的兒子施洛克二世(Duane Schrock Jr)因愛滋病過世,當時他只有45歲,而這張遲到的卡片早在1989年的父親節寄出,但礙於施洛克搬家數次,因此遲遲未寄到他的手中,「我還是撕開了信,撕開這封1989年的來信。」這也是父子二人因同性戀議題撕破臉後的第一封信。
施洛克過去因不認同兒子的同性戀生活方式,兩人時常發生爭執,直至收到這封蓋著1989年郵戳的信件:「親愛的爸爸,我們有好一陣子沒有聯繫了,我在里士滿過得很開心,我好想聽到你的消息,祝你有個愉快的父親節,愛你的杜安。」

兒子寄給父親的卡片。圖擷自Dailymail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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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的字句終於解開了父子二人的心結,施洛克十分感激終於能收到信,對他而言,簡單的問候祝福就彷彿兒子依然在世。

2015年8月6日 星期四

轉載:佔領忠孝西 公民訴警暴力驅離 法官問 為何不離開

【佔領忠孝西】公民訴警暴力驅離 法官問「為何不離開」

參與428佔領忠孝西路行動的民眾莊于葶(右)、洪聖超(左)自訴前台北市長郝龍斌與警方暴力驅離涉及傷害等罪,昨天至台北地院開庭。
吳東牧 / 台北報導
多位民眾針對警察在去年428佔領忠孝西路事     件中的暴力驅離行為提起自訴,台北地院昨天首度開庭。法官詢問自訴人「看到驅離為何不離開」等問題,當事人的律師認為太過離譜,超出法官在自訴案的審前調查時可以詢問的範圍,當庭表示異議。法官稍後未再對其他被告提出同樣問題。
428暴力驅離事件的自訴案是在去年10月間提出,追究國家暴力的民眾共有18人。法院昨天首度開庭,分上下午兩批,傳喚其中5名自訴人,進行審前的訊問調查。根據刑事訴訟法,這項程序是為了確保自訴案件並非民事糾紛、也不是原告為了恫嚇被告而提出。
法官昨日要求自訴人說明警方傷害行為的人事時地,並詢問自訴人為何會參與遊行或靜坐,包括如何得知消息、是否參與發起、是否隸屬特定團體,以及是否/何時聽到警方要求驅離,或看到警察穿著制服舉牌要求解散、指揮官指揮員警進行驅離等等。
法官詢問的問題還包括:是否因為政府沒有停建核四而不離開現場?希望哪個政府單位停建?以及引發律師提出異議的「為何看到警方驅離的動作仍不離開?」

民間司改會質疑法官偏頗
為自訴民眾籌組義務律師團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上午派人旁聽後,形容法官對自訴人不友善。司改會副執行長陳雨凡批評法官的問法,「把自訴人當被告來問,立場偏頗。」
「為什麼要離開?」提出異議的律師尤伯祥,則是在下午當庭挑戰法官的問題,認為與自訴人遭到暴力傷害並沒有關聯,超出詢問的範圍。他表示,428集會遊行是合法申請,自訴人在現場行使受憲法保障的集會遊行權,「就算不合法,也不代表國家暴力能用棍子打人、踐踏人。看到警察執行驅離,有什麼義務要離開?」
法官未就此做回應,但稍後詢問其他自訴人時,未再詢問類似問題。
尤伯祥是自訴人莊于葶的代理人。莊于葶向法官陳述受害過程指出,428凌晨2:30左右,警察開始驅離,當時她與民眾手勾手佐在地上。一開始警方先以水車噴人群;陳抗者全身濕透之後,警察將手勾手的民眾一一拖走。一開始她被男警拖行,後來經她要求才改由兩三位女警把她拖到人行道上。

自訴人:警察揚言不走就讓她被踩死
莊于葶表示,休息一陣子之後,她回到警察與民眾對峙的地方,發現警察不斷前進推擠群眾,於是面朝民眾,協調大家後退以免受傷,但卻突然被拉進警察當中,頭部受到敲擊。
「我倒在地上,看到許多盾牌,四周都是警察,其中一人叫我離開,但我頭暈站不起來。」莊于葶說,「警察不斷前進,我可能擋到他們的路。突然聽到有一名男警說,如果不走就讓她被踩死。」
「我真的站不起來,也在想警察應該不會真的踩、只是在嚇我吧?但還來不及有任何動作,馬上有人踩過去~ 第一個人還故意用力在我肚子上跺了一下~以他的步伐,我認為他可以跨過去~接下來,他又踩著我的肩膀走過去;接下來還有兩三個人跟著一起踩過去。後來其他警察才繞過我,一群警察經過後,才有人把我拖到人行道上,但我仍然站不起來。」

法官要自訴人相信台灣警察
法官也問莊于葶,是否願意到警局,就警方提供的口卡,指認不知名被告。莊于葶說,願意嘗試,但因為她是警察行使暴力的受害者,害怕再進入警局,希望指認程序在法庭公開的環境中進行。
法官回應表示,應該要相信台灣的警察人員。但自訴人與兩名律師聞言不約而同大笑,表達無法認同。
此外,尤伯祥也針對法官詢問自訴人是否知道現場其他指揮員警回應表示,法院應該向台北市警局函詢警方的指揮體系,「這個問題自訴人沒有能力了解。」

自訴人:警察用盾牌剁人群
另一名自訴人洪聖超則表示,他在428凌晨12點多到監察院前的法路上靜坐。2點多聽到忠孝西路上有衝突,就走到警方排成的盾陣前。警方開始驅離推擠時,附近有人跌倒,他看到警察用盾牌跺躺在地上的人群,試圖要把人拉起來,但被警察拖入盾陣當中,「我雙手舉高、配合警方指示離開,但後面的警察用腳踢我的背和大腿。」
洪聖超說,他遭到攻擊後,兩度回到現場,先後遭警方以水車持續噴灑後抬離、並被警方踩住右腳、以盾牌推擠,右腳與嘴唇都受傷。過程中,他也目擊有人遭到上手銬帶上箱型車。
洪聖超也表示,他看到前中正一分局長方仰寧指揮警察驅離,並下達「部隊前進」、「水車準備」、「噴」等指令。
洪聖超的代理人陳又新律師,也針對法院詢問洪聖超是否看到警方解散集會遊行等問題表示,就算群眾違反集會遊行法,並不影響被告的警察在逾越比例原則的範圍下,違法傷害人民的事實。
去年426~428反核團體發動晚會、遊行與「佔領忠孝西路」活動,要求政府停建核四。428凌晨兩點半至清早,警方以武力驅離在忠孝西路與中山南路靜坐的抗議者,造成位民眾受傷。民間司改會召集義務律師,協助有意願追究國家暴力的民眾,在去年10月間,對當時的台北市長郝龍斌、警政署長王卓鈞、台北市警局長黃昇勇、中正一分局長方仰寧,以及實際執行暴力驅離的不知名員警,提起傷害、強制、侵占等自訴。
參與428佔領忠孝西路行動的民眾莊于葶(右)、洪聖超(左)自訴前台北市長郝龍斌與警方暴力驅離涉及傷害等罪,昨天至台北地院開庭。
參與428佔領忠孝西路行動的民眾莊于葶(右)、洪聖超(左)自訴前台北市長郝龍斌與警方暴力驅離涉及傷害等罪,昨天至台北地院開庭。

2015年8月5日 星期三

轉載:為什麼亞洲人朋友很多,歐洲人朋友卻很少? P1

褚士瑩:為什麼亞洲人朋友很多,歐洲人朋友卻很少?

eflon@flickr, CC BY 2.0
如果我問「你有幾個朋友?」你會怎麼回答?
臉書上的朋友都是朋友嗎?那麼LINE上的呢?
我常常跟剛認識的德國朋友開玩笑,
「信不信?我可以一猜就知道你有幾個好朋友。」
「怎麼可能?」他們完全不相信。
「你有3個好朋友。」我說。
「你怎麼會知道!」德國人覺得這簡直是太神奇了。
「因為你們德國人,每個人都不多不少,剛好有3個朋友啊!」我總是笑著解釋。
我的德國朋友一開始聽到這種說法,都會覺得我胡說八道,但是仔細算算,才發現他們真正的好朋友,的確就是不多不少,剛好3個。
因為務實的德國人,要開一台車出去玩,4個人剛好。
一起吃飯,一桌4個人剛好,不多不少,可以聊天深談,又不會無聊。除非其中一個人搬到外地,或是不幸去世,否則德國成年人不會去交新的好朋友,「我已經有好朋友了啊!」
這是為什麼許多成年以後才搬到歐洲居住的外國人,覺得歐洲人的交友「小圈圈」很難打入,因為很可能在你們相遇之前,3個好朋友的缺都已經「額滿」了,如果要加入,不能只跟其中一個人成為好朋友,還要能夠跟其他2個好朋友,也成為一輩子好朋友的打算才行,所以成年以後,歐洲人整個擇友過程很像層層的工作面試,不,應該說更像重重過關的選秀節目才對。
我記得有一回問正在芬蘭唸書的台灣媳婦李玉惠:「定居在芬蘭,你看到芬蘭人的人際關係與家庭關係,跟台灣人有沒有什麼差異呢?」
「芬蘭人是慢熟的,人際關係亦是如此。」她想了想說。「芬蘭家庭關係,目前我所接觸過的芬蘭家庭都是很有愛、很密切,但是家人之間卻沒有強烈的依賴感。芬蘭人從小就被教育要獨立自主,大概18歲之後,很多芬蘭年輕人都會搬出去住,讀書工作養活自己。芬蘭家人之間什麼都談,不避諱說出自己的難處。這和台灣家庭關係很不一樣,台灣家人之間都太過在意對方的看法。父母太過於保護孩子,孩子太依賴父母。
實際上,父母跟成年已經有工作的子女一起出去吃飯,也會各付各的。朋友之間一起出去酒吧喝酒,也一定是各自點酒、各自買單。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酒品牌不同,價格不同,喝的速度也不同,幫別人出酒錢,是完全不公平的事啊!」我的芬蘭朋友說。
「就算你跟你的父親去酒吧喝酒,也是各付各的嗎?」我問。
「那還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