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再次接近夏末，每年此時有時會收到來自就讀過的大學或研究所的電子郵件，更新學校近況和發展，在信件最後也會詢問是否有興趣捐款。有時候這些電子郵件不只來自於學校，還有其他我們曾幫助過，或曾是之前人生一部分的非營利或文教組織，像是位於偏遠地區的博物館或幫助低收入者的非營利教育組織。
我們該如何決定要幫助或捐出辛苦賺來的錢給哪個組織呢？有時收到這些電子郵件，或者在街上遇到志工希望我們捐款，許多人可能會思考這些實際行為有多大的影響力和效果？不管我們捐了多少錢，真的有讓世界變好嗎？或是有天當我們有更多資源或機會時，什麼是回饋社會最好的方式呢？它應該基於我們的個人興趣還是其他標準呢？
幾個星期前，我和幾個在唸書時認識的朋友吃了頓晚餐。他們其中一位剛接受了新工作，要幫剛成立的大型非營利社會企業基金帶領策略和未來發展。基金的重點是支持重要且影響社會的倡議，範圍從教育、經濟不平等到其他社會問題。
和營利的投資基金不同，第一要務不是追求投資回報率或是長期可以賺多少錢，而是他們幫助哪些倡議行為，最終能夠有最高的社會影響力。我朋友的第一步是盡可能的研究他所能找到關於全球捐獻的個案研究、統計資料、其他社會影響投資案例，以及長期的結果是什麼。
回顧過去幾年，全球主要捐獻中有12%給了聚焦在文化方面的項目，如藝術、博物館或運動。舉例來說，許多美國億萬富翁捐了幾百萬美金給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和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因為這個億萬富翁當他還是個孩子時，第一次跟著他的父親和兄弟去看恐龍時的經驗，影響了他整個童年，從此對恐龍史有一份特殊的興趣。
人們當然可以把自己的錢捐給任何最有興趣的領域。但根據研究，造訪藝術博物館的人，在美國超過80%是白人和中等收入以上的族群，僅有不到20%的人是少數族群或低收入戶，所以如果要最多樣化的影響美國群眾，統計上來說這些贈禮很難盡可能地影響不同的人們。
邏輯上來說這是合理的，不管我們有多少錢，我們第一個自然本能常常是回饋給成長過程中最熟悉，最有可能產生正面影響的環境。通常會是學校以及我們知道和曾造訪過的博物館。從個人層面來說，這沒有任何問題。
但通常這也意味著我們總是把時間、資源和關係提供給非常受限的小領域，在經濟背景上跟我們非常類似的領域。有更多的人、問題和項目可以獲益更多，但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想到或接觸到。
以紐約為例，因為這些捐款有更多遊客和藝術愛好者能夠更好的環境中享受藝術博物館，這當然很好，但這也僅限於那些住在紐約或是有辦法去紐約旅行的人。
針對學校的研究也有同樣的結論。美國60％以上的主要捐款都捐給了大學和學院。這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美國私立學校，他們多數的預算不是來自學費，而是來自日後功成名就的校友捐款。
這種捐款當然也很棒，但這跟想改進世界的捐贈還是很不一樣。從統計數據來看，多數這些校友已經從已開發國家中的好學校畢業了，但很不幸地，從人類情感體驗的角度來看，很難想到他們從未去過的國家的人們或問題，因為幾乎沒有什麼情感上的關連。
最後，另一種主要捐贈領域是與健康相關的慈善機構和醫院。當然這些都是很棒的行善案例，應該受到稱讚。但這些捐增者往往是富裕國家的中上階層成員，意味著多數的捐款會用在代表他們群體的研究和疾病的先進治療，比較不可能用在改善會影響全球多數窮困人群的事情，比如說瘧疾或是取得乾淨水源。
這也是醫療保險成本和不平等正在成長的原因，因為隨著新的技術變得越來越有效，不代表大眾也越來越能夠負擔。而那些無法負擔更有效的新解決方案的人，通常也無法負擔捐款或是遊說政府。
最終，不像複雜的商業或社會問題，沒有清楚答案或絕對正確的方式，在社會影響力和慈善方面，是有一個清楚答案的。
無論大小或目標如何，所有捐款都是出於慷慨和善心，應該受到讚揚和鼓勵。但當考量要對最多人做出最大影響時，我們可能需要強迫自己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超越自身背景、學校、興趣或童年，更策略性的讓時間和資源，可以在最重要的領域帶來最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