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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些年流行一種積極把「弱」合理化的文化，7月4日「北捷鼠亂」及其餘波再次顯現了這點。這種文化取消人的能動性和責任，值得正視探討。為行文方便，我暫且稱為「尚弱文化」。尚，有重視、認同，及視為標準的意思。
有一篇鼠亂事件在場者的文章，主張台北人的心理素質需要加強，我覺得這是不過分的呼籲。我所見的網路發言，大多亦持類似立場，但也有相當部分反對之，認為乘客逃竄情有可原，不該苛責，不論他們拔腿是因為怕老鼠、以為又發生殺人案，還是不管啥事反正跟著跑就對了。
專注於「情有可原」，就是尚弱文化的反映。你很難反駁它，畢竟人都有恐懼，誰敢說自己天不怕地不怕？但這起事件，就結果言，應該沒有人覺得是正面的（只能說幸好沒更糟）。既然如此，該提倡的應該是能改善狀況的價值吧？尚弱文化則不要求或鼓勵人們表現好一些，只是辯護「這樣也沒辦法」，甚至隱含了如果老鼠再來一次，大家也只能再逃一次。它忽略了人們的反應可以有很多選項，不必最好，但有機會好上一階。
我有一位朋友 （恰好就是《獨立評論》主編廖雲章，她很有雅量地邀我投稿發表不同意見）在臉書貼文這麼說：
……四年前的那場北捷的集體創傷，並沒有好好處理，只是假裝結案。
一隻誤闖的老鼠引起的騷動，喚起了集體創傷記憶，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逃命，多麼自然的反應，這種情況還能理性判斷，起而對抗，需要什麼樣的心理素質？＃肯定不是沒睡飽的上班族可以應付得來。
在這裡，無能為力被完全合理化。至於要怎樣好好處理四年前的集體創傷？如何才不是假裝結案？該由誰做？不知道，總之顯然不是車廂中無力小民的責任。他們只是心靈受創、該被療癒、被「惜惜」的一群，對他們，連要求多點冷靜都嫌殘忍。
車廂中有各種各樣的人，按照（昔日的）常理，我們會期待某些人較勇敢一些，比方年輕男子。但尚弱文化在進步圈中最盛，公然對男女有不同期待，幾乎是禁忌了。在尚弱文化中，對「平民」的期待，原則上一致，即最低標準，也就是以最弱或條件最不利的人也能做到的為準，不然就是過苛。
六年前有一新聞我一直印象深刻。當時總統馬英九提倡運動健身，說民眾要養成運動習慣，「要克服的只有一個字，就是懶」。以他的身分講這話固然很無聊，內容也不嚴謹，但真正讓我開眼界的是輿論的大反彈，很多人講得好像全民都分秒為基本存活疲於奔命，不可能有時間運動。
我們當然知道有些人的生活條件極不利，但不至於絕多數人都毫無「克服懶」的空間。大多數人在其或高或低的處境，還是有相對的能動性才是。如果運動健身是好的價值，克服懶應該就值得鼓勵。然而藉由言必稱底層，我們平民都採底層標準，什麼都做不了，還要酸能做的一定是有錢有閒階級。
當尚弱文化風行，「裝弱」就很容易。運不運動還屬私事，我寫過一文談新聞界的倫理，就說到人人輕易卸責給 「結構」，過得很爽的人也能振振有辭說他若不配合當打手就要落得一家衣食無著，博得同情。
近年我提倡台語文學習，看到好多人聲稱他們台語學不好，是因為遇到台語人責難他們不會講台語，令他們反感、難過，覺得被歧視。才怪啦！學不會是因為根本無心學，那些小小壓力剛好拿來當藉口。如果社會壓力真的大，像逼你不能不會華語那樣（的幾十分之一），你早就精通了。
我並不是說尚弱文化全盤沒道理。它有，很有。尚弱文化的來源，似乎是抗議階級差距、同情弱勢跟反歧視，理路大概是這樣：人們的身心與社會條件不同，可能差距甚大，所以不該對條件不利者要求高標準；那麼對條件一般或較有利者呢？也不行，因為只要提出，就會突顯出弱勢者無法達成的事實，而這個文化心心念念的，正是顧慮弱勢者的感受，即使靠想像。
以此，能夠公開講的，只剩最低標準，但又不會真的把它講出來，只能批評別人提出的期待都過高；同時因為平民皆依最無力者來設定，所以個人是毫無責任的，責任皆在國家、資本家、媒體。
即使來源有正當性，會不會有概念滑坡跟濫用的問題呢？依我觀察，進步圈已經太著迷於「歧視」議題了，幾乎事事都優先檢驗是否涉及歧視，而且構成的門檻極低，甚至採有罪推定。胡亂取締歧視，結果就是對價值的提倡極度敏感，因為提倡做某事，好像就是歧視不做跟做不到的人。
尚弱文化目前還不是主流文化，若以人數論，我相信這個同溫層在整個社會上還算薄，但它的言論擴散力跟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力並不小。把個人視為無能無責任，但是／因此要透過這般無能無責任的人們，來要求國家更佳地服務他們，這要怎麼運作，恐怕還有很多麻煩要碰上。
（作者為中年男，捌做記者，現在從事貿易佮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