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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公在市區做生意，我顧店面和兩個孩子，他跑夜市，每天都很忙。前幾天小孩不乖被我們打屁股，造成屁股黑青，市托知道，跟我們沒溝通就報警，跟老師說好以後不會再用體罰，老師也說好，結果…隔天早上被警察叫起來，第二天起床還沒吃飯，社會局就打電話過來說要談談，我當下情緒激動起來…沒多久我想去學校問老師為什麼明明跟我們說好不體罰了，為什麼還報社會局，結果還沒說到話，老師卻說叫我趕快把小孩帶走，說社會局要來帶走小孩，叫我快點把小孩藏起來…我很怕小孩無預警地被帶走，誰可以幫我們？要怎麼辦？要找誰幫忙？議員或記者可以幫幫忙嗎？我很怕…
一位心急如焚的母親，午夜時分在網路平台貼出上述信件。剛收完小吃攤生意，亂髮上也許還沾著油汙，才哄完孩子入睡，心力交疲的她還來不及洗澡更衣，就急著上網向陌生人尋求協助。回應的網友卻對她的處境鮮有同情，大多指責她「情緒控管有問題」、「教育觀念偏差」、「沒站在小孩立場想」、「不能只為賺錢，就節省時間用打罵」。嚴厲者甚至質疑她是否適任成為母親：「妳的做小吃環境不適合幼兒待在身邊夜市小吃……小孩有睡飽8到9小時嗎？」「妳自己不知道怎樣處理孩子教育問題，而來打孩子，孩子在妳身邊妳能給什麼呢？」
這位母親不但沒有借到知識之箭，反而成為眾矢之的，必須挺身為自己是否適任家長而辯護。她懇請網友理解「做生意的辛苦不是一般人能體會」，雖然舉家住在店裡面，但她「一有空就幫孩子洗澡，差不多9點就讓小孩上床睡覺，每天一定睡得飽飽的」，雖然偶爾使用體罰，但「發誓沒毆打小孩，她不乖我打她的時候我都在哭了」。電腦那頭的她，寫下這些回應時恐怕已滿臉是淚：「請不要因為你個人看法，就把我說得像殺人犯一樣。」
隨著教育與親職腳本的轉變，祖父母輩的傳統教養風格，包括讓孩子自然長大，或要求孩子配合大人生活節奏，已被視為「不適任父母」的做法。國家將體罰確立為不合理與不合法的管教方式，並整合老師與社工，建立監看高風險家庭的網絡，得以「兒童虐待」的理由來剝奪父母的親權。這樣的立法與政策旨在保護兒童有獨立於父母之外的人權，用意固然良善，然而也使弱勢父母面對更加強化的國家監看與道德壓力。
上述網友們的回應呼應了主流教養腳本的內容，指責行使體罰的父母是情緒管理失靈、教養知識不足、偷懶不願學習，或是大人賺錢優先。這樣的社會指責罔顧理想教養腳本內隱含的階級偏誤，與父母做小生意或打工的家庭生活在現實上有相當落差。

走進勞工階級家庭

40歲的小布媽來自廣東。她25歲時透過朋友牽線認識了一位大她6歲、高職畢業的台灣鐵工，兩人遠距交往一陣子之後結婚，小布媽懷抱著對未來的夢想，辭職搬來台灣。
首度踏上憧憬已久的寶島，她卻感到失望：「台灣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因為瓊瑤的書，把台灣描寫得太浪漫、太好了。」他們與長輩同住在新北市的老舊公寓，公婆先後生病，照顧的重任就落在外籍媳婦身上，儘管剛開始她不諳台語、難以和長輩溝通。稚齡的小布兄弟沒有人幫忙看顧，只好送回廣東給外公外婆帶了5年，等祖父母病逝後才帶回台灣。
「如果歷史重來，我絕對不會嫁他」，小布媽屢次略帶懊惱地告訴我。婚後她才發現先生欠了很大一筆債務，他在30歲時，受到朋友的鼓吹慫恿，到人生地不熟的柬埔寨做生意，失敗慘賠。「欠債沒關係，慢慢還就好了」，小布媽剛開始這樣安慰自己，命運與時代卻逐步將這個家庭推入泥沼。小布爸幾年前在工地發生意外摔傷背脊，不能再做技術性、薪資高的鐵工，只能打簡單、低薪的零工，而近年來經濟不景氣，加上他卡債在身，擔心被銀行催討，無法擁有正式工作，種種因素都讓他找工作的前景雪上加霜。
小布家住在老公寓三樓，雖然樓梯間狹窄雜亂，但室內空間在媽媽細心打掃下總是一塵不染。孩子房間裡僅有的玩具是放在熨斗板上的褪色絨毛娃娃和一小盒大富翁，牆上貼著媽媽手寫的「家規」，架上陳列了幾本課外書，與兩兄弟的年齡不符，一看就知道是別人送的。
兩兄弟清楚體認到家庭經濟的拮据，小布有天拿著學校發的課外活動報名單回家時，便自言自語說：「家裡沒有錢讓我去。」小布媽跟我聊到這方面的經驗：
他在幼稚園大班的時候，他就跟我說：「媽媽妳為什麼騎摩托車，不開轎車來？」我愣了幾分鐘，這麼小，怎麼可以問我這個問題？我就跟他講：「因為媽媽那個時候沒有錢讀書，所以沒有辦法賺很多錢，開轎車。」「那買轎車要很多錢啊？」我說：「對啊，很多錢，媽媽買不起啊。那你要努力學習。」他說：「好，那我要努力學習，找到好工作，賺很多錢，然後我就買個轎車給妳。那妳就不用戴安全帽，就不用淋雨囉。」
小布媽強調家庭金錢的匱乏，好讓孩子體會成人的辛苦，並激勵階級流動的想望。她甚至帶孩子去孤兒院、看非洲兒童的電視節目，讓小孩看到更窮的孩子處境，以懂得珍惜自家有限的物資。經濟不安全，對於親子與伴侶關係造成的影響，不只在於物質層面，也形成認知上的困窘與情緒上的焦慮。小布媽媽嘆著氣說：「家庭上的影響，對我們心理的影響、教育小孩、脾氣方面，有時候多多少少會啊……你工作不穩定的話，會擔心。我現在教小孩，我又想到，我腦袋不會平靜啦，就像演電影，我就擔那麼多角，什麼又到期了，什麼又要繳了，什麼錢要給了。」

現實童年vs.象徵性寵愛

不同於中產階級家庭透過父母構築童話世界，保護孩子免於過早進入「子女代激烈競爭」的現實，勞工階級父母面對的殘酷現實，主要來自「父母代的經濟局限」。這些家長同樣珍惜孩子的「純真童年」，但視其為一個自然狀態，父母的責任在於避免強加的外部壓力，比較少像中產階級父母那樣，透過豐沛的商品消費或跨國的象徵符號來積極建構有別於成人世界的「純真童年」。
有些父母，例如小布媽，有意告知或無意透露自己的工作困境或金錢短缺，好讓孩子瞭解家庭資源有限，所以無法負擔額外的課外活動或新玩具。這些勞工階級父母採取「現實童年」的敘事觀點，將兒童與成人的生活狀態視為連續的生命階段，希望藉此激勵孩子努力，以成就代間的社會流動。一位在宜蘭漁村賣魚的中國移民母親，就有意識地讓孩子瞭解父母賺錢的辛苦，以及孩子不聽話要付出的金錢代價：
我會跟他們講，我們經濟不是很好，錢也不是很好賺，所以不能亂花，他們有在聽，我也有跟他們講，我們回外婆家要很多錢……像是有一次把圖書館的書弄丟了，要賠2本，300多塊，我就跟他說，你知道這300多可以買多少東西嗎，你10塊錢的餅乾可以買一包，300可以買多少包。他有聽進去，以後借了書就馬上還給老師。
儘管面臨經濟條件的限制，勞工階級家庭無法經常滿足孩子的物質願望，有些家長仍會試著在儀式性的時刻盡情消費，或購買對孩子來說特別重要的商品，美國社會學者艾莉森．匹優稱之為「象徵性寵愛」（symbolic indulgence）。在消費文化充斥的環境中，流行商品經常成為孩子間比較與認同的媒介，經濟弱勢父母即便荷包扁扁，也會盡力滿足孩子具有象徵意義的消費需求。比方說，父母購買正版遊戲卡、掌上遊戲機，甚至手機這些比較高價的商品，做為孩子的生日禮物。
不少勞工階級父母也透過消費來展現他們對孩子的象徵性寵愛。例如，即便夜市可以買到比較便宜的盜版遊戲卡，父母還是願意在孩子生日時花多一些錢，讓孩子可以拿正卡去學校跟同學炫耀。或者，當他們終於有機會全家出遊時（相對於中產階級家庭，這對沒錢沒時間的勞工階級來說是較罕見的活動），父母在花費上會比較慷慨，願意進行不那麼符合經濟理性的消費活動。

教養腳本：為什麼還是用打的？

勞工階級父母在訪談中多不諱言使用體罰。相對於天龍國小的中產階級家長，勞工階級家庭的親子階序關係較為明顯。他們跟小孩溝通時，較常用命令語言或威嚇語氣；處罰辦法較少給孩子議價的空間，也經常借用制度權威者的角色來確認處罰的嚴重性（「如果你們再講話，老師就會拿膠帶把嘴巴貼起來」、「你不乖我就叫警察來抓你」）。當他們跟小孩說話時，往往是站著、往下看小孩，不像中產階級父母，傾向於蹲下來、用平視的方式跟孩子說話。
為什麼勞工階級家長較常使用或較為認同體罰的管教手段？第一個解釋是父母的教育與職場經驗的影響。勞工階級父母的職場經驗，除了擔任銷售員等例外，較少強調口才訓練，拙於言辭的階級屬性與重視說理與溝通的教養腳本距離較遠，因而傾向延續過去所接受的管教經驗。相對於中產階級父母有充分資源培養孩子的「興趣」、「創造力」等抽象能力，守規矩、腳踏實地、刻苦耐勞是勞工階級父母更重視的道德益品，必須透過嚴格管教來降低子女「不聽話」、「學壞」的風險。
其次，我也發現，許多勞工階級父母其實經過反思，認同體罰是必要或有效的管教手段；他們不贊同中產階級親戚的教養模式，認為過度強調跟小孩講道理，並不能達成管教的效果。如一位母親所言：「打小孩和講理要兩個一起啊。就是先打他，邊打邊講，打完之後，再繼續跟他說。像我小姑就只跟小孩說：『這樣不可以。』我覺得這樣沒用，那個態度和口氣，要嚴厲。」
在老師的眼裡，小布兄弟是班上的「問題學生」。他們在安親班裡有幾次拿了同學的東西，也有學校翹課、闖禍的紀錄。這些事件發生後，母親的處罰方式多是痛打一頓，使用皮帶、水管、玩具劍、掃把等各種工具。小布爸爸並不贊成體罰，因為他自己的父母管教嚴厲，造成弟弟兒時一度離家出走，所以他不希望複製類似的方式處罰孩子。
然而，捨棄了棍子，小布爸也不太確定有什麼替代性的管教方式。有次他在氣憤中把孩子的課本丟到浴缸裡，他猜想剝奪孩子覺得重要的東西應該是有效的處罰，這樣的做法因為影響學習，被媽媽嚴厲譴責。還有兩次，他把孩子送到警察局，希望訴諸權威的恐嚇來矯正孩子的品性。這些方式雖然沒有造成肉體上的疼痛，但基本上仍訴諸權威恫嚇，不論是依靠父母的權威，或外在於家庭的制度權威。
說真的，妳可以問我老婆，當時我生氣到什麼程度，妳知道嗎？我真的把他們送到警察局去。……我真的很煩。不曉得要怎麼教，只有想到說試看看，搞不好他真的會怕……當時我是真的、真的很心煩，老師怎麼講他還是這樣，我們怎麼講還是這樣。一次又再一次、一次又再一次，拿、偷，拿、偷……我並不是想送啊，因為我也知道你小孩子這麼小，進去有好有壞，但，我已經想不到辦法，就真的把他送到警察局去。
在上述對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父母「不曉得要怎麼教」的挫折感，他們不像中產階級父母，可以透過讀書、上課、看雜誌來取得與教養相關的知識與資訊，就算他們有機會接觸到新興教養腳本，也因為家庭生活面臨的時間短缺、資源局限，以及父母的語言能力而難以實行。小布媽媽常常掛在嘴上：「我教得很失敗，你們可以教我嗎？」
小布成績其實不錯，但在學校因為闖過幾次禍而被貼上「壞學生」的標籤，小布媽去學校時，感受到其他家長（尤其是中產階級家長）對她冷淡、不打招呼，她因而不想再參加班親會，擔心其他家長指責的眼神。在這樣的脈絡中，體罰可能成為勞工階級展演親職投入的一種方式，以避免被指責教養失職。小布媽經常使用體罰的方式，即便我們在進行家庭訪問或觀察，她打起孩子也不手軟，訪談中他們甚至詳盡描述自己對孩子生氣的程度、處罰的力道。我在現場經常感到尷尬，以為誤入母親情緒失控的後台，後來才明白她其實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藉此展演他們有在「努力管教孩子」，不論效果如何。

看輕風險做為生存策略

對多數勞工階級來說，全球化創造的流動機會或文化刺激有限，反而剝奪了他們的穩定工作、帶來更多的經濟風險。在此同時，全球化也為社會底層的人們打開了通往跨國婚姻之路，但這些全球家庭也帶來新的教養困境。求生存的日常拔河搖撼父親的男性自尊，容易造成婚姻裂痕，也讓孩子的童年生活籠罩在經濟困窘的現實陰影之下。
儘管面對資源的短缺，勞工階級家庭並不像中產階級容易放大生活裡潛在的風險、並竭盡所能去預防避免，相反的，他們傾向看輕生活裡的種種不安全，否則他們很難活下去。相較於中產階級家長，勞工階級父母對於什麼構成「益品」與「風險」的看法也相當不同。他們在教育目標上看重學業成績，相信考試是幫助下一代脫離做工生涯的有效捷徑，不像中產階級轉向重視課外活動與全人發展，以因應變動中的升學制度與勞動市場。對於品行的養成，勞工階級家長重視孩子的乖、聽話、服從，認為「學壞」是最大的風險；中產階級家長所追求的「創造力」與「自主性」，可能是他們眼中的「調皮」、「不聽話」。
新興教養腳本反而成為弱勢家庭養育孩子時不安全感的主要來源。相對於偏重說理、陪伴的理想教養腳本，使用體罰、忙於工作的父母擔心被體制視為「不當管教」、「疏忽」。學校強調父母有責任協助孩童學習，也讓缺乏足夠文化資源的父母容易被貼上「不適任」的標籤。國家介入親職教育，若未能反思其中的階級偏誤，未必能成為助力，反而強化壓力。
好書推薦：
書名：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
作者：藍佩嘉
出版：春山出版
出版時間：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