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劇裡受難的人，不一定只能走上瘋癲一途，只要我們的社會更友善。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我會發病嗎？」
嚴格來講，審慎地說，答案對我而言是「我不確定」。
自從開始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後，偶爾會被問到類似的問題。最近一次發生在2016年年末，TFT某次的分享會後。那次的分享會，是我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及我的父母。
會前準備的時候，我問自己為什麼要當眾自我揭露？是藉由訴說來自我療癒？是以分享之名讓自己看似與眾不同？或是高舉憤世嫉俗的傲慢，帶著隱隱作痛的恨宣示「我正常得很」？
都不是的。我只是想利用自己走過的路作為素材，力道微弱但堅定地讓在場的人體會，像我這樣背景的人，沒有比較高明，也沒有比較不堪。我只是想用故事換故事，喚起有緣人心底的勇敢，勇敢地抗拒旁人的異樣眼光。這樣的抗拒，只為了讓自己更自由一點、更自在一些。
當我在那場分享會中提及「我父母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時，出乎我意料的是，面對上百名的聽眾，我心裡仍不由自主地停頓了半秒，偷偷地換了口氣──不為人所察，甘苦自知的半秒，乘載著我近30年心路歷程的半秒。那半秒對我來說是一種跨越的儀式，對著自己我知道，我離我想要的自在，更近了。
但同時，那半秒為的也是仍存在於我們社會裡，處處可見且天天上演的無知、無情和無禮。

不是「可能會發病」的人，就該被當成有問題的次等品對待

「小老弟啊，看你父母這樣，你不是遲早也得發病。你這樣當老師合適嗎？」
「不好意思，你剛剛說什麼我沒聽清楚。可以麻煩你再說一次嗎？」
這位自稱是退休教師的老先生可真當我沒聽清楚，再一次當著我的面，探問我會不會發病，質疑我作為一位老師的正當性。咄咄逼人的口氣，聽得出來他那是在反問。他的質疑很常見，但很多常見的事都不合理；很多看似理性的主張，都是令人遺憾的理盲。
我注視著這位老先生，勉強擠出僵硬的微笑，兩個我在心裡拉扯。理性上我知道，我該試著理解他的無知，諒解他的魯莽，這樣才有可能化解以眼前這位老先生為代表，不少人的迷思。理性上我知道，「據理力爭」在我們的文化裡顯得傲氣凌人，生硬而難以下嚥；「含淚澄清」又怕讓人覺得是我顧影自憐，徒然牽動氾濫的同情心而模糊焦點。
而在那個當下，我其實無法正面回應他的問題，因為情緒上我覺得好無奈、好委屈。無奈，因為再怎麼樣我也不想去苛責一位所知有限的人，這個侷限我選擇歸咎於我們的社會和文化，苛責他，對他而言未嘗不是一種非戰之罪。委屈，為了曾經的自己，以及在各種社會標籤和歧視下掙扎的人。到底一個人要多努力，才足以獲得他人最起碼的理解和尊重；又到底為什麼，最起碼的理解和尊重，需要一個人費力爭取。
「我也曾經這樣想過，不和你說了，我趕時間。」
最後我只能草草結束這對話。
我回他的是實話。曾經有20年的時間裡，我也在和自己朝夕相處的驚恐中，等待自己終將發病的預言成真。
曾經的我，很多的他，之所以這樣問，因為我們覺得精神病跟遺傳有關。更精確地說，在一般的常識裡，我們相信精神分裂症只跟遺傳有關。對於這個觀點，一個簡單的回應是，我的外公、外婆、爺爺、奶奶其實都沒有精神分裂症。
我想，一個比較公允、完整的觀點是，精神疾病多少都跟遺傳有關，但都不只跟遺傳有關。不同類別的精神病，受遺傳影響的程度略有不同，不適合一概而論。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什麼類別的精神病，「遺傳」都不是唯一導致發病的因子，在很多情況下，遺傳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子。

如果你罹病機率是別人的10倍，該如何自處？

在精神分裂症這個範疇裡，各國統計出來的盛行率大概介於0.3%到1.2%，也就是說在最嚴重的情況下，每100個人當中就有1.2個人罹患精神分裂症。雙親之一有精神分裂症的話，子女的罹患率大概落在8%～18%；雙親皆有精神分裂症的話，子女的罹患率約介於15%～55%。
高中時，第一次看到像我這樣高風險者的罹患率是落在「15%～55%」的時候，心裡好害怕。理性上我知道，這樣的數據需要更細膩的解釋，但心裡還是不由自主地想著：「那我是幾歲的時候會發病？」
那個時期的我心裡很抗拒去護理之家探視父母。院區裡數以百計的病友，每一位都像是在預演我的未來；看著病房裡一張張冰冷的病床，我會想說哪張會是我的床位。夜裡回到我的租屋處，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眼淚掉個不停。我好害怕，我不想要這樣。
現在再看這個數據，倒覺得是齣耐人尋味的黑色喜劇。雖然沒什麼好驕傲的，但要落入「15%～55%」這個範疇真的很不簡單耶！首先，你父母都要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接著，眾裡尋他千百度之後，他們要結婚、行房，受精卵成功、順利懷胎、順利產子，然後才會有我。哈哈哈哈哈，不簡單啊！
從統計上來看：我，這樣的我，父母都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我，曾經活在母親發病威脅中的我，曾經在社區裡覺得無地自容的我，曾經在同儕中飽受排擠又深感自卑的我，曾經在各級學校裡被各種大人標籤為問題學生的我，曾經因感受不到存在的價值而走了一段荒唐路的我，曾經半夜裡聲淚俱下不知道能恨誰、該恨誰的我──精神分裂症的罹患率是所謂正常人的10倍。
10倍多嗎？嚴重嗎？作為一位所謂的高風險者，我想問的是：這個問題重要嗎？我家祖字輩的都沒精神分裂症，而我父母也都曾經是所謂的正常人。但他們，不也都發病了嗎？一發40年。
我想，我父母之所以病了，而我之所以沒有，關鍵的差異是，在一個還需要更友善的社會裡，很遺憾的說，我比他們幸運。

那些令人墜落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太幸運了，幸運得很奢侈。
我父母無力愛我，但我還有愛我、呵護我的家人，有支持和接納我的朋友。很難得地，有給我溫暖的高中老師，有啟發我思想的大學和碩士班老師。教育路上的恩師救了我，在我差點被教育體制掐死之前。
當然，我的韌性也救了我。年少時每每看著我那為病所困的父母，擔心步上後塵的同時，我總是在心裡和自己說「就因為他們都這樣，我絕對不要發病」。
救我一命的，還有我的任性，我骨子裡從來沒接受過誰對我貼的標籤。曾經我恨，我反抗。現在，我帶著一點點的經歷和體會，練習成為更完整、更自在的自己。
每個人身上多少都有會導致罹患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但基因作不作祟，這病到底發不發，更受到生物、心理和社會等內、外在條件的影響。因為我父母的緣故，從小到大我牽過好多病友的手，和他們抽菸、聊天、嘻嘻哈哈。當然，也和他們的家屬交換故事。陪他們落淚，他們也陪我落淚。
記得有一次會客，我爸跟隔壁桌的病友搭起話來，而且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用的居然還是挺流利的英文。聊著聊著那位病友的姊姊和我說到，「我妹妹本來是名校的儀隊，前途一片大好，誰曉得聯考完後整個人就變了。」
還有一次是我跟同樣來探親的榮民老伯伯聊了起來，他說住在這裡的是他太太。深聊之後才知道，他的太太是買婚買來的，婚結了才發現太太的病。我問老伯伯說他太太怎麼會病了？老伯伯說他太太年輕時常被家人虐待，甚至被鐵鍊綑綁。「那你怎麼不離開你太太？」我問，老伯伯只是淡淡的跟我說「她也是個可憐人。」
曾經的曾經，如果那位病友沒有自幼被雙親虐待。
曾經的曾經，如果那位病友在高中時沒有遭人性侵。
曾經的曾經，如果那位病友拋棄了名校畢業的光環。
曾經的曾經，如果那位病友沒有遭受妻離子散的重擊。
曾經的曾經，如果那位病友頂過了舊時代的政治恐怖。
誰能告訴我，他們會不會發病？
誰能告訴我，如果我是他們的話，我撐得過去嗎？你呢？過得了嗎？

好多我們，誤傷了已經受難的人

虐待、性侵、壓迫，還有太多太多看似理所當然的人際互動中，都埋藏著可能的悲劇。太多故事裡那些曾經的悲劇，在未來勢必仍會上演。但，這不代表在悲劇裡受難的人，宿命般地只能走上瘋癲一途，只要我們的社會更友善。
也許吧，人生的重擊，本來就讓很多病友搖搖欲墜。但我常在想，如果我們社會少點偽善、少點不必要的眼光、少點不必要的道德戒律，有更多的人性關懷接應這些受重擊的人，他們會不會多一點點走出陰霾的勇氣跟可能？第一次重擊來自悲劇，第二次重擊來自同為社會一份子的我們。我們，好多的我們，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好多的我們，用略顯不足的看見，誤用理性、誤傷已在受難的人。
「我會發病嗎？」這問題絕對不專屬於我，它屬於每一個在這個當下所謂的正常人，也曾經屬於那些已經發病的病友們。
「你會發病嗎？」當我們這樣質疑的時候，我們可能以為這一切只跟基因有關。我們可能以為瘋癲和正常之間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而我們是站在線的這頭以關心之名，有著各種推敲和臆測。在剎那的唏噓和嘆息後，我們，不少的我們，就這樣回到所謂正常人的生活裡。
「我會發病嗎？」
嚴格來講，審慎地說，答案對我而言是「我不確定」。
嚴格來講，審慎地說，答案對你而言也應該是，也只會是「我不確定」。
我們都不知道明天會遇到什麼事。我只知道我們都覺得自己不會出事。我只知道，我們好習慣唾棄那些我們厭惡的，施捨那些我們可憐的。我只知道我們的社會尚存有好多好多牢而不破卻也令人發寒的偏見、刻板印象和歧視。
我只知道我們的社會可以更友善、需要更友善。不是基於同情、憐憫而發的慈悲心。是一種因為在自己的存在裡走過人性的幽暗，嘗過生命的脆弱後，起於謙卑的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