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想過哪天鏡頭前方的被攝者同樣是位攝影者，而他的經典影像是我熟識且難忘的，我該如何應對？我曾幻想過「他」是Robert Frank 、Josef Koudelka、James Nachtwey、杉本博司、或是呂楠...
這次站在我前面的是Steve Mccurry。他的《阿富汗少女》、《India》、《911》...等這些經典影像在上個世紀學生時期皆是學習方向，而今他站在你鏡頭前，那份緊張不言可諭。
近年Steve Mccurry因修改照片一事而飽受爭議、批評。是的，自己也在想，畢竟新聞若求真，那這做法就是不對。
拍他前，又再把他的生平、作品、相關新聞梳理過，一方面為拍攝做準備、一方面也想推敲他為什麼要修圖這件事？採訪前一天先到他的簽書會，感覺一下這個人，他不算高的身材、causal的穿著，臉上的鬍渣略顯行旅的勞頓（聽說他事先到復活島，才轉機到台北）整體體態上真不像67歲，說話起來標準美東的口音，但沒有一般老美的幽默風趣，也不太精采豐富，很多事點到為止，似乎想說的都已在他的影像中了。
開始簽書時，終於看見他那肢殘的右手了.......那晚我在想，右手食指對拍照的人來說是多麼重要，他不能像我們一樣輕鬆地按快門，多數時候似乎用左手，是如何創造出一幅幅的經典？
拍照當天他的精神看起來比前一日好，開始採訪時他也問文字記者有沒有留時間給我拍照，他一這樣說我又不安起來了。訪談後段記者不滿意Steve對修改照片這事件的回答：I am a visual storyteller,and i am not belong to any media. 再繼續追問當下，Steve是有點生氣了，場面僵了，採訪也結束了。
他走出去好一陣子，我想，完了！我還沒拍完照（上次「完了！」是有人沒有相機，這次是「完了！」有相機沒人），但15分鐘後，Steve回來讓我繼續完成拍照。這件事之後對他處理完情緒，再回來採訪現場的成熟態度，讓我很敬佩，他大可烙狠話走人去；另外，對於這位記者在新聞工作上為追求真相不怕衝突的態度，我也是同樣敬佩。
再說那天簽書會，有個小插曲。一位讀者拿著他臨摹Steve照片而畫的油畫，其中有一幅該讀者對Steve解釋說：不好意思我改畫了這位男孩的手沒依照你拍的照片作品。聽到此話心裡生起Steve改圖爭議，也再思考起繪畫與攝影之間關係。
人類從古至今，總想盡辦法在二維平面上追求與真實視覺經驗的完美再製。從非洲的岩壁石刻、達文西的蒙娜麗莎、1839年攝影術問世、數位科技發明到現在AR、VR技術皆是如此，而攝影與繪畫之間在藝術領域上近百年更是來討論不斷。形式上攝影的產製過程相較於繪畫是簡單許多，同樣的景物，畫家必須耗時費日才能畫出逼真的複製，攝影者基本上對好焦、算好曝光、便能複製（以數位攝影而言）。
但這並不代表攝影就無藝術價值，攝影上我們思考著用何種方式等待這瞬間和詮釋這故事，判斷觀景窗中物件的符號意義、等待適切的構圖、幻妙的光線和完美的人物神情，這些片刻稍縱即逝，不可逆。後續洗印輸出，選擇編排等，更是需要嚴謹思索，以賦予影像合理適切的意義。
姑且不提Steve Mccurry改圖的爭議，他一幅幅的經典，正是如此。他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在報導攝影上厲害的說書人，他給了冷硬技術堆疊出的照片強大生命力和詮釋價值。當然有人說，他的作品是進階旅遊攝影照，但我們就持平看待。
時間在走、時代更是劇變，製造故事或觀看故事的方式皆應緊貼著你我做進化。但Steve Mccurry的書我還是會放在書櫃中，不管他在我心中是畫冊或是攝影集。
本文作者為《商業周刊》攝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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