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超過20年,每年演講場次逼近上百場,NGO國際經驗15年以上的褚士瑩,有一天卻發現再也無法繼續工作下去了……為了突破瓶頸,他跟著法國老師奧斯卡‧柏尼菲上哲學課,結果一上課完完全全被打回原形,被老師追問得「體無完膚」。經過這場魔鬼訓練,他寫下震撼所見所聞……
果然,就像在學校,只要沒預習功課的學生一定會被老師抓到,奧斯卡好死不死點名到我頭上:「你對蘇格拉底在歐緒弗洛篇(Euthyphro)關於『虔誠』 的對話熟悉嗎?」「不是很清楚。」我語帶抱歉地說。
「不是很清楚,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只知道一點點。」其實我一點都不知道,連歐緒弗洛篇在講什麼都不曉得,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好像說知道一點點比說完全不知道,要來得有面子一些,所以就勉強這麼說了。沒想到奧斯卡一點也沒有放過我的意思:「一點點?」他說,「那告訴我你知道的那一點點是什麼。」「這……」我頓時面紅耳赤,好像被抓到說謊的小孩。
「你跟我『對不起』做什麼?」奧斯卡用鼻子哼了一聲,「我能拿你的『對不起』做什麼?我應該覺得高興嗎?」不知不覺,我犯了他的另外一個大忌,但是我要到後來才知道。「所以你這時候應該說的是『對不起』嗎?」我像犯錯的小朋友那樣搖搖頭。我感覺到自己正在接受真心話大冒險裡面的懲罰,但是比對外大喊「我是豬」,或是當眾扭屁股一分鐘還要屈辱。
「所以你應該說什麼?」「我不知道。」我拿奧斯卡完全沒轍了,只能完全放棄。「動輒得咎」這成語的起源,根本就是奧斯卡的學生發明的吧!
用哲學, 做自我諮商練習
雖然這只是一個小插曲,而且每個同學遲早都會給自己惹上不同程度的麻煩,像我這樣,知道太少也不行,但像祕魯的大學哲學教授夫婦,知道太多也不行,被說成「帶著哲學的壞習慣「躲在哲學的象牙塔裡面鑽牛角尖鑽不出來」,並沒有比較好。總之真的就是「動輒得咎」,沒得話說了。
整天我都很認真在想這個問題:「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不是很簡單的事嗎?為什麼我做不到?」我知道,這是奧斯卡給我的一節自我哲學諮商練習。按照奧斯卡的訓練,首先第一步,我必須釐清,這是我自己個人的問題,還是文化的問題?語言的問題?我立刻發現不只是我一個人。在亞洲,我們對於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總是不願意承認自己一點都不知道,習慣的反應總不外乎是:
1、用很含糊的方式說「不是很清楚」,或是「知道一點點」來替代承認「我不知道」。2、發出「喔喔喔」「嗯嗯嗯」這種意味不明的聲音,讓對方覺得我好像知道,但是保留著一旦被追問的時候,辯解「我剛才又沒有說我知道!」的權利。3、會說「好像聽那個誰誰誰說過」或是「好像最近在電視哪個什麼節目上看過」,藉著把毫不相干的第三者拉進來,把自己不知道的責任推出去。4、明明不知道,但是先說「我知道」,後來搞清楚以後再回頭解釋「剛剛我以為你在說那個什麼什麼……」。5、只有很少數的人,確實會說「我不知道」。
何時開始我不敢說: 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其實滿羨慕身邊那些可以輕易地說「我不知道」的歐洲同學,在他們的身上,我甚至看到一種自信,非常明確地知道自己不知道,彷彿光榮地向世人宣告:「我就是不知道!」蘇格拉底不是說他像一隻獵犬一樣追尋真理的足跡,「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偉大的哲學家如蘇格拉底,都可以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我不知道」是說不出口的髒話?
「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沒有辦法誠實說『我不知道』的?」
然後我想到小學課堂上,我被老師叫起來回答問題。「老師,對不起,我不知道。」我看到童年時比一般孩子身形還要弱小的我,恐懼地小聲回答。
「你怎麼可以不知道?」老師暴跳如雷的樣子,「我不是教過了嗎?考試考這題出來,你可以回答『我不知道』嗎?」然後,我就跟其他孩子一樣,變成再也不敢說「我不知道」的人,慢慢地,長大以後變成不敢說「我不知道」的大人。
小時候我看到校長站在台上,長大以後看到政府官員站在立法委員面前接受質詢,我可以輕易辨識他們的伎倆,他們其實都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接下來自己的嘴裡會吐出什麼話來,但是他們還是逼迫自己口若懸河,一直說、一直說,什麼都說了,就是說不出「我不知道」這四個字。
慢慢地,我就有了一個根深蒂固的印象:原來在社會上,想要變成成功的人,是不可以說「我不知道」的。想通以後,我也就沉沉睡去了。
說「我不知道」很丟臉?
隔天早上,奧斯卡沒有忘記在開始上課之前,指名要我交代為什麼說「我不知道」對我這麼難。於是我把小時候在學校不允許說「我不知道」的陰影,描述給其他同學聽。我看到大多數的歐洲同學們,都露出驚訝的神情。
「只有你的老師這樣嗎?還是大多數老師都這樣?」有人問。「我從小到大,在亞洲大多數的老師都是這樣的。」我回答。包括奧斯卡在內,都用非常同情的眼光看著我。
「有沒有人能說出『不知道』的好處是什麼?」
「在我們國家,無論是哪一個科目,如果有一個學生說『我不知道』,老師會說:『太有趣了!那可不可以告訴我你知道什麼呢?』「一個芬蘭的中學哲學老師說:」當這個學生把他知道的部分說清楚了,大家明白他不知道的是什麼部分以後,老師就會問有沒有哪一個同學能夠用清楚明瞭的方式,解釋給聽不懂的同學聽,這樣我們當老師的,也才有機會知道那些覺得自己懂的學生,理解是不是正確,或是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來講述一個概念。」
「很多時候,我們是從學生彼此的對話,才知道癥結點在哪裡,甚至引發出一些老師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挑戰老師也去思考,所以有人『不知道』,對大家都很有幫助。」
於是大家紛紛告訴我,他們認為說「我不知道」的好處。「直接說『我不知道』,就避免需要假裝知道、繼續說謊」、「說『不知道』,奧斯卡就不會繼續追問下去」、「我有時候明明知道也會說『我不知道』,這樣人家才不會因為我太聰明而嫉妒我。」一個俄羅斯哲學博士後研究生這樣說完,大家都笑了。
於是,我從小對於說不出「我不知道」的心結跟羞恥感,就這樣解開了。「Parrhesia」,我在舌尖反覆咀嚼這個陌生的古希臘字,知道從此以後我可以擺脫「社會化」的沉重包袱,凡事實話實說,心裡輕鬆多了。雖然奧斯卡的方式超級激烈,但是我看到奧斯卡重現蘇格拉底時代的對話與辯論,用詰問來引導人思考,就像蘇格拉底教導學生的時候那樣,從不直接給予知識;而是透過引導,甚至是一些震撼(astonishment),讓學生透過思考與辯論,自己找出真理。
作者簡介│褚士瑩
國際NGO工作者。
擔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的緬甸聯絡人,協助訓練、整合緬甸國內外的公民組織,包括各級NGO組織、少數民族、武裝部隊、流亡團體等,有效監督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Group)、亞洲開發銀行(ADB)及世界貨幣組織(IMF)在缺席二十多年後重回改革中的緬甸,所有的貸款及發展計畫都能符合財務正義、環境正義,以及其他評量標準,為未來其他各項金融投資進入緬甸投資鋪路。
回台灣的時候,他跟在地的NGO工作者,一起關心客工、新移民、部落、環境、教育、社區營造、農業、自閉症成人、失智症家屬的支持等,希望更多優秀的人才能夠加入公民社會,這個領域的專業人才能夠一起做得更好。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大田出版《我為什麼去法國上哲學課?:擺脫思考同溫層,拆穿自我的誠實之旅》
責任編輯/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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