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受歡迎的韓劇《漢摩拉比小姐》是一部法庭劇，原著作家是南韓法官文裕皙，他受台北律師公會邀請來台，進行法律與戲劇的座談會。圖左起律師薛欽峰、導演蘇哲賢、律師唐鈺珊、法官文裕皙、法官時瑋辰、法官潘韋丞、口譯人員。(攝影：王怡蓁)
廣受歡迎的韓劇《漢摩拉比小姐》是一部法庭劇，少見地以法官作為主角，其原著作家是南韓法官文裕皙，他受台北律師公會邀請來台，進行法律與戲劇的座談會，現場也來了許多台灣法官、檢察官與律師。
說到法庭劇，在許多人心中歷久不衰的「包青天」成為最佳代名詞，文裕皙指出，包青天在韓國也很紅，民眾也期待法官像包青天那樣，把壞人抓起來砍頭，大快人心，但現代法治社會並不能這麼做。
《漢摩拉比小姐》戲劇中，圍繞在三名民事44庭的法官所成的故事。文裕皙表示，這三名法官分別代表理想主義、現實主義以及原則主義，現實生活做判決時，他認為這三種主義都需要結合在一起，而這也都代表他個人。
漢摩拉比小姐劇照。（圖片取自愛奇藝）
因緣際會從法官成為兼職作家
法官不只是寫寫判決書，在法庭上審判而已，在下判決時，法官也會面臨許多天人交戰的情況，劇中透過不同的案例「描述法官面臨的煩惱」。文裕皙指出，劇中的案例全改編自真實案件，只是為了當事人隱私，做了大幅度的改變。
文裕皙會開始這本原著的寫作，一開始是受到報紙專欄的邀請，分享案件內容，因為他不能透露個案，所以就用小說的方式進行改編，並在報紙上進行連載。後來被影視公司看見，才進行戲劇的洽談。他笑說，一開始創作時也有點擔心社會、法院同仁以及小說家的眼光，怕被認為搶走小說家的工作。
南韓法官文裕皙談到分享案件內容，他指出因為他不能透露個案，所以就用小說方式進行改編，在報紙上進行連載。（攝影：張哲偉）
從小就喜歡閱讀寫作的文裕皙說，寫小說就像是完成他兒時夢想，而且他認為現代人的職業間壁壘似乎慢慢消失，很多職業也會想說出自己的故事。至於為何沒有成為專職作家，文裕皙說因為「勇氣不足」，由於他的家境並不富裕，所以選擇較安穩的行業。
現代法庭劇沒辦法像包青天一樣斬了壞人
這部劇主要就是「描述法官的煩惱」，文裕皙指出，有韓國網友看了劇後表示，很希望壞人趕快被抓起來，但這部劇中沒有，所以看了覺得很悶。文裕皙表示，包青天在韓國也很受歡迎，民眾也期待像包青天那樣，把壞人抓起來，把頭砍掉，但現代法治社會並不能這麼做。
與會的司法院家事廳廳長謝靜慧也表示，這部戲可以讓大家思考「司法到底要扮演什麼角色」，她認為故事是最好影響人的方式，她說想到法庭劇，不再只有包青天，希望台灣有司法戲劇能取代包青天。世新大學性別所教授陳宜倩也指出，包青天深入民間生活，但卻是不好的影響，因為它深深影響人們對於司法審判的錯誤觀念，與現代司法相違背。
不只一名法官提及包青天，另一名雲林地院的法官潘韋丞也表示，我們需要的是「現代包青天」，透過戲劇，讓人們認識法官的日常。過去常有人說「法官不語」，潘韋丞說，意思是法官越少說話越好，寫判決就好，但民眾也很難自己去看判決，多是透過媒體，所以從《漢摩拉比小姐》中，至少民眾可以理解，法官的日常生活，法官都要加班到很晚。
緊扣日常生活 性別、階級、職場倫理皆是題材
有別於其他戲劇，選擇重大矚目的案例作為題材，文裕皙選擇靠近日常生活的案件，他認為這才是人們會遇到的經驗。他語帶詩意的說：「一般人都會注意到重大案件，但用顯微鏡來看，螞蟻的世界也很大，所以看世界的眼光比較重要。」
文裕皙舉了劇中的幾個片段做例子，有一段是女性新進員工指控男性主管性騷擾，在法庭上卻沒有證人願意為受害者說話，民44庭的兩名年輕法官不斷追問，說服證人，最後讓證人願意說出真相。
文裕皙指出，實際上，韓國職場真的有很多性騷擾案件，被害者如果想要提出來，但可能再度成為在職場上被霸凌的對象。#MeToo運動也影響韓國，許多人願意站出來說出自己遭遇到的事情。但他也表示，韓國許多男性會認為只是開玩笑，但其實這是錯的，他認為整個社會的風氣是需要改變的，只要被害者覺得不舒服就是被騷擾。
文裕皙說，韓國職場真的有很多性騷擾案件，被害者如果想要提出來，可能再度成為職場上被霸凌對象。（攝影：張哲偉）
另外，他也提到一個婦女受不了長期家暴，因而抵抗殺夫的案件，這個案件在法庭上主要想討論的是，太太是不是正當防衛。但很遺憾的是，文裕皙指出，現實中，類似案件在韓國沒有一例被判正當防衛。
陳宜倩表示，劇中不斷出現「性別」以及「階級」的概念，將法官個人的生活經驗連結到法庭的經驗，透過法官身處的經驗連結到正在處理的案件，可以看到法官的情感掙扎，他們也都是人。加入許多女性及勞動的經驗，讓法院更接近生活。
陳宜倩教授認為，劇中加入許多女性及勞動的經驗，讓法院更接近生活。（攝影：張哲偉）
謝靜慧也指出，劇中不只強調女性，也描寫了父權社會下，男性的處境。謝靜慧認為，看到性別時，不能只看到一方的需求，通常在家暴的加害人中，他們也被污名化妖魔化，推到社會的角落。
謝靜慧法官。（攝影：張哲偉）
在職場倫理、法官養成上，文裕皙認為台韓社會背景很類似，人們希望透過儒家式的考試制度，向上流動，他說早期韓國有比較多貧窮階級的學生會想成為法官，現在都是較富有，所以民眾也會擔心，這些人可以理解底層人民的生活嗎？人們擔心，二十多歲的學生通過考試後，兩年就可以當法官，這些法官太年輕了，能做好判決嗎？因此，他表示，未來也可能調整，從有三到五年經驗的檢察官中，選出法官，預計在2022年，則是可能改為，要有十年司法經驗，才能成為法官。
台韓戲劇互相借鏡
此次與談中，也邀請到《進擊之路》導演蘇哲賢以及《紅衣小女孩》導演程偉豪，透過台韓戲劇的比較，討論法律劇、職人劇、角色形塑等面向，更指出台灣的創作中比較少著墨於職場倫理面向，比較多是案例。另外，導演也好奇，為什麼法官會想跟他們搶工作？
《進擊之路》導演蘇哲賢以及《紅衣小女孩》導演程偉豪。(攝影：王怡蓁)
文裕皙表示，他在擔任法官時，很喜歡觀察人，但只有觀察還不夠，他把內心投射在不同人物中，讓這些人物變得更加真實。而職場倫理的部分，他認為只要身處組織當中，就一定又倫理問題，他認為這就是政治，但在劇中坦白真實的表露出來，反而能引起共鳴，也許就有改變陋習的可能。
文裕皙表示，台韓之間有許多借鏡交流的地方，為了讓劇更好看，他在《漢摩拉比小姐》中加入了喜劇跟愛情的成分，這些羅曼史的取材，則是來自台劇，他笑說原本想寫更多純愛成分，因為他很喜歡，但被導演以這是法庭劇為理由阻止。
說好故事傳達給人們
當聽到文裕皙指出，職業邊際逐漸模糊，以及做好判決需要同時具備三種原則（理想、原則、現實）時，與談的新北地院法官時瑋辰開頭便說，十分認同，好像被文裕皙給「圈粉」了。
時瑋辰與潘韋丞分別描述擔任法官面臨的困境，像是如何讓民眾理解司法、接近司法。文裕皙認為這些煩惱跟他們遇到的都很接近，身為司法人，想故事中傳達的東西很多，野心很大，但他認為，故事趣味性更加重要，要去思考怎麼讓人想看，就如同他經歷的體悟，年輕時只想著要說正確的話，說正確的話固然重要，但「親切地說出正確的話更加重要，不傳達出去，就沒有意義了。」
文裕皙說，南韓法院很保守，但法院也希望能跟人們互動，寫出劇後，受到民眾喜愛，讓人們更了解法庭狀況，他才知道劇的影響力很大，感受到故事的力量。
圖為新北地院法官時瑋辰、雲林地院法官潘韋丞。(攝影：王怡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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