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應統一生死量刑標準
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233號「高等法院民事庭大廈」外觀。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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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華／最高法院法官人做神的工作，註定先天不良；但至少應努力說理，贏得人民信任，才能發揮解決問題、維護正義的司法功能。近日，又因最高法院5度發回二審死刑判決，維持殺害妻女3人免死的判決出爐，再度引起各界對最高院的嚴厲撻伐。司法公信，每況愈下，令人憂心。不輕易判決死刑，可能出於公平、審慎、尊重生命、害怕誤判或是信仰。相信絕大多數法官都秉持公平法院心態辦案，但為什麼總是無法贏得社會共鳴？長期被多數最高法院法官引用的生死量刑標準「教化可能性」， 何以不被社會認同？是被誤解、扭曲，或說理不足？或根本是判決太難懂，所以被過度簡化、人云亦云？加上司法與民眾或媒體缺乏有效溝通機制，可能都是判決結果與人民法感情越行越遠，司法不被信任的重要原因。以本人承辦蔡京京弒母案為例。蔡京京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二審判處無期徒刑，是最低度刑。檢察官沒上訴，三審依法不得加重。男友曾智忠犯較輕的普通殺人罪，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二審量處無期徒刑，已屬次高度刑。二者相較，曾智忠並無偏輕，罪責無不相當。本判決中隻字未提「曾智忠在校成績優良，有教化可能性。」但判決後，同為法律專家的法務部前部長羅瑩雪仍在媒體批評「難道以後功課好的人，就能為所欲為嗎？」由此可知，司法信譽處境，多麼艱難！生死量刑界線如何？外界常簡化認為最高法院標準是「有無教化可能」；進而用各種字眼責難、譏諷。其實最高有四種不同見解。其一：立法者將無期徒刑與死刑同列為選項，目的在使尚有教化遷善可能之犯罪人保留一線生機。宣告死刑，須就行為人事後「確未能加以教化遷善」，詳予敘明，以昭慎刑（最高95台上4074判決等）。生死判，關鍵在事後有無教化可能。其二：非唯一死刑案件，是否量處死刑，應衡量犯行之罪責嚴重性與教化更生可能性間之關係，以求罪刑相當（105台上682判決）。仍考量教化可能性，但目的在求罪刑相當。其三：死刑之諭知，尤應考量何以非永久與社會隔離，不足以實現社會正義、維護社會秩序等情狀，方符罪責相當原則（105台上1627判決）。重在罪責相當原則，未提及教化可能性。其四：應區分個案犯罪嚴重程度，依罪責原則，最嚴重犯罪，負最嚴重罪責，應選擇該罪所定最重刑；次嚴重犯罪，選擇次重刑；使「罪責相符、刑罰相當」，而非考慮與罪責無關之「事後教化可能性」。只有罪責與刑罰相當，方能與社會普遍認可的是非價值觀相契合；處罰、防制最嚴重犯罪的立法目的，始可達成（最高105台上984判決）。生死判，關鍵在最嚴重犯罪、有無法定或裁量減輕事由；與「教化可能性」無關。「教化」不是執行死刑的目的。「教化可能性」係浮動不確定概念，既非刑法用語，亦非心理學或精神醫學領域概念；以之做為量處死刑標準，來自「求其生而不可得」的儒家刑罰觀，易引來「恣意」的批評。表面上是「量刑」，其實是「法律的適用」。既有如上不同見解，最高法院有無必要深入探討、統一見解，提供國人更明確、更有說服力的生死量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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