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培育我拿獎學金出國念書，卻只想要我嫁給工廠老闆的兒子？2020年的台灣階級落差
即使在21世紀，「嫁給老闆的兒子」仍然是我父母那個階層的人對女兒的期待。他們雖然相信我的能力，卻無法想像一個女孩到底可以走多遠。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什麼嫁給雞肉工廠老闆的兒子？我的女兒可不只這樣，她可以嫁給電腦工廠老闆的兒子！
──我的柬埔寨媽媽，2009年
在我12歲，離開彰化，去了台中私立學校讀書之後，我媽開始這樣反擊她工作的雞肉工廠裡那些覺得我「未來可以嫁給老闆兒子」的同事。
媽，你到底是挺我還是不挺我？為什麼我的未來只能依靠「找一個工廠老闆的兒子嫁」？雖然電腦工廠聽上去比雞肉工廠有價值一點……
工人家庭對女兒的期望，除了嫁人還有什麼？
我今年22歲，生長在彰化的工人家庭裡。父母對孩子的期望不外乎是：找一個辦公室有冷氣的工作，以後不必像我們一樣做苦工。
我的爸爸是尼龍工廠清潔工，來自柬埔寨的媽媽現在是五金工廠的小工人，來往的人也大多是工人階級。再加上我是女兒，從小我觀察到的「性別觀念」，就特別的奇葩。
鄉親父老對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嫁給一個工廠老闆的兒子，以後可以當老闆娘，什麼事都不用做！
我媽來台灣之後，第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是在雞肉工廠當工人。這份需要反覆進出冷凍冰庫、把她身體凍壞、凍出灰指甲的工作，她做了10年。
她在那裡工作時，全工廠的工人都知道她有一個聰明、口齒伶俐的女兒。大家都說，這樣好的女兒，未來可以嫁給工廠老闆的兒子。
當年我4歲，雞肉老闆兒子大我15歲，是個考機車駕照考3次都考不到的沒用青年（4歲的我認為，我爸可是我心中的摩托車神手，我才不要嫁給他）。一年又一年，我總在工廠尾牙等場合，聽到「以後讓你女兒嫁給老闆的兒子啦！」這種工廠阿姨叔叔的美好期望。
8年之後，我12歲，考上了台中的私立學校，去台中唸書。到了大城市，見了世面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我同學從小能接觸到的長輩，對他們的期望與我有多麽的不同。我也漸漸的向我媽洗腦我所學到的新性別概念：我不一定要結婚生小孩、我學做飯補衣服是為了照顧我自己、未來不靠老公我也能經濟獨立。
在我爸媽的同事圈子裡，有一個女兒可以考到台中私立學校唸書，是件很了不起的事。當成績放榜知道我錄取的時候，我媽根本不知道那學校有什麼了不起，她到處問所有她能問的人：市場豬肉大哥、賣內衣的阿姨、紋眉大姐、她同事在當台中當國小老師的小姑，到底值不值得讓才12歲的女兒一個人到大城市唸書？
我阿嬤也不遑多讓，除了問公園運動的其他老人們，還在家裡神壇擲筊：祖先啊、神明啊，到底該不該讓劉育瑄去台中？
一週過後，在神明祖先們，跟半個市場的叔叔阿姨們的鼓勵下，我就這麼決定去台中讀書了。最後，我父母對我去一個人們口中的「有錢人家的學校」的擔憂，濃縮成了僅僅一句：
「去了你就得住校、得自己手洗衣服，你可以嗎？」
我記不起來當我馬上說可以的時候，我爸媽臉上是什麼表情了。
「女孩子讀書那麼高有什麼用」：台灣所隱形的階級落差
我媽工廠有一個師傅，聽到家人把我送去台中唸書，問：「女孩子讀書那麼高，有什麼用？」
那並不是50年前，而是僅僅是10年前、2009年、已經進入21世紀的事。我媽非常的生氣，反問他說，如果以後兒子娶媳婦不識字，你願意嗎？
我聽我媽說之後，表面上笑得喘不過氣，心裡複雜。我仍然不知道我媽到底是不是站在我這邊。
我當然知道她是站在我這邊的，只是她的教育和階級給她的限制，讓她雖然相信我的能力，卻沒有能力想像，我到底可以走多遠。
在台灣，關於階級的討論是不夠的，且人們對於階級的想像非常的狹窄。當我們談到「低社經地位」、「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時」，我們往往只能想到在工地工作的中老年人、或在偏鄉山區裡的學童。卻沒有意識到，階級無所不在。台灣的教育對於能吃飽穿暖的「非中產家庭」的孩子來說，也非常的不利。
比方說，公立小學的英文教育素質非常低落。我在全彰化縣學生數量第二多、位於彰化市中心的公立小學裡，小學三年級到小學六年級，每學期英文幾乎都從ABC還有Nice to meet you重新教起。國小畢業時，我除了dog、banana這種基本的單字，什麼也不會。但我在私立中學的同學，自小父母不是在家跟他們說英文，就是把他們送到私立雙語小學，或者請一個英語母語者來做一對一家教。同樣12歲，我還只會dog、banana，我的同學們卻已經在用英文吸收知識，他們上網用英文看自己有興趣的東西：電影、文學、心理學。
如今我在台灣認識過能開口說英文的人，大部分都是家庭中產以上的孩子。學校素質不佳的英文教育，讓語言這個可以打開世界、知識與人脈的工具，淪為有錢才能購買的產品。甚至只有錢也不夠，父母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資本，才有能力篩選真正讓孩子學會英文的老師與環境。
2020年，我們還要工人階級的孩子把期望放在「幸運」上嗎？
我很幸運，一路成長以來得以突破階級限制，最後達到了社會我認可的一種成功：拿到獎學金到美國排名前10的學校念大學。
這些幸運，是因為我國小安親班的同學被逼著去補習數學，不想寫作業，我靠著替她寫幾個月的作業，學到了足以考上私立國中的數學；
是有人在我家電梯貼傳單，我才最後去摩門教教堂上2年的免費英文課；
是因為台中市有相對便捷的公共交通，家裡沒車的我才得以只花少少的錢，每週搭火車跟公車通勤上學；
是因為我家有電腦跟網路，所以我可以自學英文，跟不靠留學仲介就自己蒐集到留學資訊；
是因為我爸老闆很欣賞他這個認真栽培女兒的清潔工，在我出國前給了我3,000美金的現金，以供我第一年買電腦及機票等花費；
是因為……太多太多的幸運。但在我的理想裡，無論出生在什麼階級的孩子，不應該要一輩子需要這麼多的幸運，才能得到一樣多的機會。
在台灣，階級是隱形的，但卻無所不在，且常與性別掛鉤。當媒體報導「工人孩子翻身」時候，就隱含著我們的家庭是劣等的，需要被改變、被翻轉；每次我回台灣，當人們知道我的背景故事，總不免俗問我一句：「那以後你要不要嫁一個有錢的老公，可以常常帶你出差出國？」即使我早已有能力養活自己跟靠自己出國。台大學生多半來自中產以上的家庭，但是在台大附近的食物相比台北其他大學的商圈，竟然便宜不少。而在台大公館站一帶的餐廳服務生，幾乎都是打工的高職學生，不會有台大學生在打工。
階級的這個議題很大，也很無力。不是一天就能談論得完。我們現在能做的，是下定決心，到底還要不要把希望放在工人孩子的幸運與自身努力，而非創造一個對他們相對公平的環境？
常有廣告說，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但其實很多時候，差距在起跑線前已經開始了。在跑步比賽開始前，有些孩子已與私人教練練習多年，有著良好的裝備，有些孩子卻連一雙跑鞋都買不起，背上卻還要同時背著他們負責照顧的弟妹。或許他們擅長的就是赤腳、揹著弟妹走很長遠很長的路，但是社會告訴他們，不，只有參加「這場」比賽，跑贏了其他為「這場」比賽準備多年的孩子，你才能獲得成功。
雖然社會有意無意的暗示著我爸媽，他們有個聰明的女兒、但錯就錯在他們無法給我提供一個更好的環境。這種暗示到一個強度就是，他們竟然深深的這麼相信，是他們阻礙了我的成功、我的發展，並且對我感到愧疚。但到底是他們的錯，還是社會不經我爸媽的同意，就制定了高級和低級兩種教養方式，並且依此評判他們？
從前他們去過一次我的學校家長會，被指指點點了，於是不敢再去：「那些很『高級』的爸媽好像看不起我們。我下次可以不要再去了嗎？」
雖然這樣，但是我的家人總讓我知道：我們家的育瑄既聰明又努力，沒有她想去卻到不了的地方！
但是，真的是這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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