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16, 2017
新科大法官 用抄書來釋憲
這「五大不宜、不妥」分別是：
– 兼回報司改會人情 –
中華民國最新提名通過的大法官之中，竟然有人在12月30日通過的743號釋憲文（美河市徵地案違憲）中，假藉「協同意見書」為「律師業者」大聲疾呼，呼籲政府應該成立「政府律師」（為律師謀財路），結果，該文（協同意見書）一出，法界人士大為搖頭，痛批該份「協同意見書」至少有「五大」不宜、不妥！
這「五大不宜、不妥」分別是：
一，意圖「回饋（回報）」民間司改會在大法官提名時，賣力為該大法官推薦之心機，實在太過明顯。
二，該協同意見書之中，所提出「政府律師」之主張和見解，幾乎是全部抄襲「「政府律師制度之研究－張榕容」的碩士論文，完全沒有個人自己創見或是新意。
三，就是「抄書」也很不用心，連抄都會「抄錯」，覓然大陸出版社的「法律編輯」，抄成為大陸的「法律學者」，實在很不用心。
四，「政府律師」的設立與否，和「政府濫用公權力」，進行徵收民地蓋商業大樓，兩者一點邏輯關係也沒有，這種「協同意見書」根本是「訴外協同」（訴外裁判），也就是，為了「回饋」司改會而「抄書」。
五，釋憲文只會「抄書」，且因此而彰顯了其對國內政府組織的無知，因為，絕大多數的政府部門，都已設有「法制」的專門單位的。
法界眾所周知之事，這屆大法官提名過程中，「民間司改會」對於「特定人事」用力甚深，特別是，已經成為國安諮詢委員的前民間司改會執行長林峰正，更是可直接和蔡英文總統當面建議的「司改要員」，因此，在大法官人選提名時，與林峰正私交甚篤之司法官員，因著林峰正的強力推薦而順利登上寶座。
這位新科大法官，曾經在地方法院當院長時，下班後，專程帶著林峰正，遠從外地奔馳回台北，就為了讓林峰正得以司法高層見面，面報司改會對於「法官法」之修法要求！他們兩人早在當年，就已建立一同夜行的深厚私交。
企圖回饋 司改會 手法實在 太明顯
這位靠「司改人事」登上大法官寶座的法官，原先在三審法院當法官時，就是以「不太會寫判決書」而出名，也因為不會寫判決的「法官」都當上「大法官」，為此有人打趣，這位大法官的長官（庭長），原本，一天到晚要「糾正改寫」這個不會寫判決的法官書類，如今，人事全非，那豈不是要「跳樓」，才能平息面對官場升遷不公的憤憤不平？
只是，大家也注意到了，司法院在「人事調整案」之作業時，可能別的事情不會很是用心，但在平息「重要升遷不公」的技巧上，多年運作已經很熟練。
在最近一波人事調整，為了平息這份「重要升遷不公」，也特別將這位被打趣要跳樓的庭長，調昇為二審院長，似是在為這位不會寫判決的大法官造成的「重要升遷不公」做出平息氣氛。
這位以不會寫判決而出名的「法官」，晉昇成為「大法官」之後，大家都很好奇，他將會如何寫「釋憲文」？
因此，他的釋憲文「協同意見書」一出，很多法界人士紛紛抱著一睹究竟的心情上網查看，一看之後，他「果然」沒有讓大家失望。
該名大法官在協同意見書中，特別以「代結論」的標題，提出建議，希望政府應該建立「政府律師」。
有法官看到這樣的「建議」，馬上就聯想到，這個「意見」根本就是在替「民間司改會」的律師們「營造」律師進入「公部門」享用公部門福利與權力，卻不用負（事務所）盈虧責任的「議題」罷了。
還有一位法官笑笑說道，原來，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是可以如此自由發揮的！
從今以後，台灣的利益團體想要「營造」法律意見，不用再找「律師事務所」撰寫了，直接找大法官寫「協同意見書」就夠了。
也就是說，將來「利益團體」的法律主張或是訴求，儘可利用釋憲文中的「協同意見書」來做為特定法律利益之解釋的「置入性行銷」。
該法官說，這一招，真的是好用又不著痕跡，且此一作風有人打頭陣之後，將來一定會有大法官效法的，更何況，這一屆的大法官很多都是「律師」轉任，雖然表面上，出任大法官之後，原來的律師事務所「業務」必須要交出或停止，但，私底下，人情請託或重金禮聘，必是更為方便且不為人知。
今後，遇到重大議題之「法律正反」意見不同時，不用費神再找律師事務所出具法律意見書，只要找大法官「寫進」協同意見書，不但更有影響力，且更具份量，甚至，還可能更便宜（費用）。
說回重點，這位大法官在釋憲「協同意見書」中所提出建議的「政府律師」之定義是：
簡言之，就是在政府行政機關工作的律師。
一方面具備公務員身分，屬於機關編制員額，享有國家規定的待遇福利，為任職的政府機關提供法律服務，基於職責上之要求與工作性質之需要，在行政事務運作上，有行政一體上命下從的關係；另一方面具有律師資格，享有與承擔律師法規定的各項權利與義務，得以從事律師業務。同時根據律師自由業獨立性的本質，政府律師於其工作職權之行使，尤其是個案執行面與政策諮詢面，應保持獨立性，不受外力干涉；有關專業事務的判斷，不必然要獲得長官同意，可獨立以政府律師的名義行使其職權。
這是那門子 鳥見解 享權力 卻可不聽話
有學者基於政府律師的特性，將之定義為：「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照，並且具有公務員資格，為政 府提供法律服務，以保障政府依法行政，維護政府合法利益，以促進政府法制建設完善為使命的政府專業法律工作者。」
根據上述「定義」之論述，就可發現「定義本身」，就是充滿著嚴重的法律衝突：因為其定義的「政府律師」既「具備公務員身分，屬於機關編制員額，享有國家規定的待遇福利，為任職的政府機關提供法律服務，基於職責上之要求與工作性質之需要，在行政事務運作上，有行政一體上命下從的關係」，如此一來，該「政府律師」就必須遵守「公務服務法」的規定；而「公務員服務法」條文中，是明文規範，公務員有服從長官的義務，因此，律師一旦成為政府律師，就必須服從長官，怎麼可能又可以「有關專業事務的判斷，不必然要獲得長官同意，可獨立以政府律師的名義行使其職權」。
為此，有法界人士直斥，這根本不是在提出解決問題之道，而是在製造問題。身為大法官，既然出面提出新的見解，要政府成立「政府律師」，卻又製造法律衝突，怎會如此？
憲法 協同意見書成了 置入性行銷
若是仔細檢視這位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就會發現，那篇協同意見書絕大部份的內容和見解，都是「抄書」抄來的。
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些法律功力差的，偷懶不想動腦筋（或是不會動腦筋），卻必須交差寫出判決，就會將原被告的主張「重新抄寫」一遍（其實也不用抄，利用電腦複製就可），然後再「套上」制式化的「駁回」例稿，就可交差了事。
這位新科大法官，這次「複製（抄）的」，不是原被告的攻防主張，而是「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政府律師制度之研究－張榕容的碩士論文。
這位用「抄書在釋憲」的大法官，在他的提出「政府律師」意見書，從他的「第11註腳」開始，一直到「第15註腳」為止，幾乎都是在「引用」這位張榕容碩士的「內容」，完全沒有自己個人的創見或見解。
而且，最為悲哀的是，這位大法官為了「抄書」，同時也要「灌水」，就故意將出處「複雜化」，明明是「抄襲」張榕容碩士的「註腳」，卻又故意將其原作之「註腳」寫成是另一個「出處」，但是，因為實在太不用功，就是抄書都抄錯了。
「抄書大法官」竟將大陸出版社的法律「主編」嚴軍星，為了灌水，竟然抄錯，抄成了大陸法律「學者」！
這種為了「抄書、灌水」，一個原著的「註腳」故意另外「引用」，乍看之下，會以為是確實「有多看書，有做功課」之假象，結果，就因為忙著抄書，又想要灌水，就把「主編」抄成了「學者」。
這位大陸的法律叢書「主編」嚴軍星，在網路上一查，他的名字多是以「主編」出現，而不是以「作者」出現。
例如：「嚴軍星、侯坤主編：《我國辯護律師制度的問題與完善》，中國方正出版 」。
「陳衛東，嚴軍星主編：《新刑事訴訟法通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網路上就可清楚看到，嚴軍星是一位「主編」，不是一位法律「學者」，可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大法官，竟然在釋憲文中，將其抄錯了，而在本文中寫道「有學者基於政府律師的特性」等等，有法官得知大法官鬧出這種笑話，挖苦道，這是不是有點像「烏龍法官，為了放水被告，故意將「證據切割」認定，大法官為了灌水出處，也就切割註腳，一註多用？
抄書抄得 不用心將主編 抄成學者
其實，這位新科大法官用「抄書來釋憲」，最被詬病的並不是他的「註腳不嚴謹」，而是他的「訴外裁判」（與本案無關）。
明明是一件和「政府律師」完全不相干的案子，這位新科大法官竟然用「釋憲」來作「置入性行銷」！
大法官釋憲743號探討的是政府公權力的濫權問題，也就是最近幾年鬧得沸沸揚揚，以徵收為名，卻圖利建商的問題；這是「國家公權力」與「人民私權」的界限劃分之基本問題。
這個問題和國家有沒有「政府律師」，簡直是八竿子打不著！
大法官想要利用釋憲文來闡明「個人理念」與「法律確信」，必須講出一套鏗鏘有力的道理，且這個道理應該是一種「普世價值」的道理，並將這番道理，透過釋憲之「個案」機會，將大法官個人多年來法學修為之見解與信念，加以刻劃著墨，並留在「國家釋憲」的文章，成為一種有意義的法學思想與信仰之表達，或是一份值得流傳的人權註記之類。
大法官的釋憲文字，必須也是應該具備這種水準，才得以見諸筆墨，才不會糟踏了釋憲文字的格局與地位。
悲哀的是，我們的新科大法官，不但不能提出有關公權力與私權之「界限」的最佳法學見解，反而是以抄書、置入性行銷來替律師圍勢找工作！
法界對於新科大法官這種釋憲水準，除了不認同之外，也還批評持「政府律師」主張者，顯然對於我國的法制制度很無知，因為，幾乎絕大多數的政府單位，都有負責類似「政府律師」的法制人員，真正應該強化的是這些法制人員的法學素養，以及單位首長欠缺的法治概念，而不是再增設什麼政府律師！
有位法學者看到新科大法官的「抄書釋憲」作法，舉了一個行政學上很有意思的白京生理論，值得大家參考。
對政府組織 無知法制部門 已廣設
該理論是指：一個機關存在愈是悠久，該機關的首長一定是愈來愈笨，但是，該機關的建築物，一定愈能愈大且愈新，而且，更重要的是，該機關的編制人數，也一定是愈來愈多人。
該理論的論述是：機關首長用人時，喜歡用那種比自己笨一些，但是，又能為首長服務效力與做事的人，因此，如果一個機關首長的智力是100分，他一定只會找一個90分能力的人來當「屬下」，因為這樣的屬下剛好可以聽命，又不會因為聰明勝過自己，而升官跑到自己前面！同時，有一天自己升官時，剛好可以將屬下拉一把，讓他接替自己的位子。
每個當首長的人，都有這種同理心，日子一久，該機關首長的「智力」就從90分、80分、70分的一路下滑，因此，機關存在悠久，裡頭的首長一定是愈來愈笨。
但是，這些首長雖然一代不如一代，但是對於如何解決「官場」問題，可是很在行，因此當該單位「出事情」受到責難時，「愈來愈笨的首長」必是以「人力不足」做為最佳理由和藉口。
政客為了滿足（解決）該首長提出的解決之道，就只好讓該機關擴大編制，多找人手，給這個愈來愈笨的首長，做為解決之道。
所以，機關存在愈久，其編制員額一定愈來愈多。
因為補了員額，就會產生辦公空間不夠的問題，所以，就必須增建新的辦公大樓，才能容納不斷成長的人手。
所以，機關存在愈久，不但員額愈多，建築物也一定愈新。
有人稱這種現象是謂：愚蠢大競賽，就是機關首長的接任，是一種愚蠢競賽，時間愈久，愈是愚蠢。
兩者之間 無邏輯為了回報 硬連結
這個故事和台灣司法界有兩個可供聯想之處。
第一，全台灣確實所有的法院、檢察署之建築物，都是愈來愈新，愈來愈大，且裡面的官員人數也確實愈來愈多，同時，辦案官員以及首長的程度，也是愈來愈笨！
第二，新科大法官提出的「政府律師」主張，用「愚蠢大競賽」之理論以觀，其實也很適用，因為，該構想就是要求政府部門要多增加人力，但是，問題還是繼續存在─公權力老是不尊重人民基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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