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稅制度看東西文化差異：為什麼台灣社會說謊成性、不信任彼此？
BO 肥皂箱【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雖然作者這篇文章寫於選前，但探討東西「誠實與信任文化」不同的分析仍舊非常值得一讀，特別挑選出來分享。作者觀察：東方文化總是習慣假設你會犯罪，所以做了層層把關，但事後發現你說謊其實無所謂；然而西方則傾向於認為你誠實，然而一但抓到你說謊就是重責——正是這樣的文化造就了如今東西方社會的不同。當你成天被當成賊來看待，整個社會也就不信任彼此，大家只學會交差了事、缺乏應變能力也就不奇怪了…..（責任編輯：林芮緹）
文／陳維超
最近美國大選，共和黨候選人川普一直不把他的報稅資料公開，說是因為他的稅務資料正在被稅務局調查（IRS audit）中，所以不方便公布。隨後，投資之神 Warren Buffett 就公布自己的報稅資料，然後嗆聲說，他自己也被稅務局調查中。川普不敢公布，不是因為沒繳稅，就是他根本沒有自稱的那麼會賺錢。
我們台灣的報稅軟體雖然難用，但是總是免費的，該繳多少稅，按個幾下後就算出來了。而美國報稅是很煩的，不但要花錢買軟體，仔細把表填完，稅表後面還要保證誠實報稅，並簽個名以示負責。之後要是被查出有故意逃漏的狀況，罰則常常很嚴重。
因為稅則的特例很多，被調查也不代表是不誠實的，只是需要提出解釋而已。例如說我有一次把獎學金拿去買台電腦，因為要確認是不是可扣抵的項目，也被調查過一次，後來還得補一些文件，證明那台電腦真的是拿去寫程式不是去玩遊戲的，才給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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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報稅這件事可以看出一個文化差異，就是西方文化他先假設你誠實，但是若是發現了不誠實，後果通常是很嚴重的。而東方文化，先假設你會騙人，設下重重關卡審查，通過以後就是自己人了，若不誠實也不這麼打緊。
舉個例子，以前在台灣讀大學的時候，抄作業的情形很氾濫。老師會從課本裡勾選出過多的作業，所以除了少數的「神」以外，同學們不是互相抄襲，就是直接找解答來抄，反正當掉可恥，抄襲無罪。到考試的時候，作弊代考的也不少，但因為既然聯考通過了，肯定也不是什麼壞咖，通常也就記個過就結束了，從來也沒聽過因此退學的。
多年以後，我回台大教課，課堂裡學生寫報告抄襲 Wikipedia 而不自知有錯，可見這個問題有多麽的跨世代。
到了國外以後，情形就不同了。作業比台灣少，但是大多不是從課本來的，所以需要花許多時間來解出這些困難的題目。老師很歡迎大家討論，但是如果有共同討論出來的結果，也會在作業裡說明清楚。作業的最後當然同樣也得簽名，保證（Pledge）是自己寫的，若有抄襲自行負責。
我還記得我有一年教了大學部 Java 程式語言的課，那時班上有一個籃球隊的學生，作業總是遲交，而且交過來的作業上面都沒簽名。因為他寫的程式太厲害了，一看就知道是代打的，所以我就不批改，因此他一直沒得到分數。學期結束前，他跟球隊的隊友一起來系上找我「喬」這件事。當時那一幕我永遠記得：三個 200 公分高的 NBA 準球員，站在我面前大吼大叫的那種視覺壓力。
我後來把辦公室的門關起來，跟他輕聲的說，還好你作業沒簽名，我就不評分了。這是為你好，因為當掉小事，但是你一旦簽了名，我就得送去給學校的榮譽法庭（Honor Court），到時候他們可能就給你退學了。這樣曉以大義之後，只見一個大男生聲淚俱下，磕頭如搗蒜，我還去拿面紙給他擦臉，成功化解危機。
誠實拉長一點來說，就是信用 Credit（信用額度）。人的信用會慢慢累積，可是只要故意說謊一次，信用就會馬上消失了。
我記得以前在矽谷任職的公司（NVIDIA），有一個基本企業文化叫做知識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也就是簡單就說簡單，難就說難；一天能做完的事，就不會說需要兩天。可是這樣估計出來的時程，十之八九會延遲，因為估計的時候總是沒算到一些意外，如生病、小孩出生等等。延遲當然很糟糕，但是基本上不會有人回頭怪你的，因為懲罰了以後，工程師就會開始說謊，多說幾天來避險了。
所以對於創作類型的工作，「尊重」就變成是一種有效且必要的管理辦法，因為這樣才能鼓勵誠實引發的，對作品的驕傲感。舉例而言，我跟設計師說：「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這是你的作品，上面會簽你的名字。」跟工程師說：「這規格不清楚，但是這是你的作品，所以要對得起自己。」結果常常會出乎我意料的驚奇。
而我們在台灣，因為信賴感普遍偏低，因此產生了一些社會現象。
例如小孩躲在房間裡，爸媽就會說：「這麼安靜，一定有鬼。」又如政府標案，會先把所有的規格寫清楚，公開招標，然後因為承辦公務員需要負連帶責任，所以就常常聽說有減價驗收這種手段，反正得標以後承辦也只好配合廠商。又例如說國科會研究計畫，需要先把所有的內容經費寫清楚，連文具影印費都得符合規定，因此學校附近才有這麼多影印店在賣電腦。
愛因斯坦說了，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那就不是研究了。所以這種「事先審查、事後兄弟」的文化習慣，根本的影響了我們在新世界的應變能力。
最近我們因為一些機緣，得到約幾十萬的政府補助，可以去「矽谷學創業」，內容大概是這樣的：「補助 CEO 到矽谷去待三個月，在舊金山上課學習創業」。
我想，CEO 要是真的能在那待三個月，那這公司不是個空殼，就是只有 CEO 一個員工。後來跟承辦討論了一下，他們讓我們改成商務旅行使用，只是只限定去美國，而且必須提出拜訪計畫書，人事時地物要交辦清楚。這明天要見什麼客人，可能今天下午才會知道，要我們一年前提出計畫，真的是不切實際。
上面這個事情，我覺得政府立意良好，承辦單位也很努力，但是事先審查的文化，讓這個計畫變成了個失敗。其實只要說，好，這筆錢給你，一年後把收據照片電郵留下來備查，你不誠實就糟了，這樣也就解決了。
這是「無罪推論」與「有罪推論」的文化差異，不可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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