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應我，別送我去安養院」──世界上最難信守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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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應我，別送我去安養院」──世界上最難信守的承諾
作者：《華盛頓郵報》，樂羽嘉編譯 Web Only
答應我，別送我去安養院。不論是伴侶或父母，當你聽到這樣的懇求，很難狠下心拒絕，但要實踐這個諾言，往往更加困難。
莎拉‧哈利斯（Sarah Harris）每次和丈夫開車經過安養院，丈夫都會冒出同一句話：「妳以後會把我送到那裡去，我以後會被送到那裡。」
「我不會這樣做」，莎拉總是這麼回答。
莎拉的丈夫53歲時診斷出罹患阿茲海默症，莎拉比丈夫年輕10歲，相信自己能照顧丈夫直到最後。
「我知道他不喜歡安養院。」莎拉說：「他爸住在退休社區，他真的很不喜歡那些設施。」
他的擔心和她的保證，是美國許多夫妻、父母與子女之間常常出現的對話。2050年前，85歲以上人口預計將增為3倍。
答應我，別送我走。聽到這樣的懇求，很難說不，但你常常更難兌現不送走對方的諾言。
很多人覺得，把人送到安養院等同遺棄。年紀較長的美國人還記得以前的救濟院，許多老人和病人被藏在那裡，直到死亡，很多年輕人也同樣不能接受送到安養機構。
現在有各式各樣的安養設施來配合各種不同的需求，但就連最棒的安養院，也可能讓人覺得很制式，每天生活都受到嚴格管理，剝奪入住者的積極自由，看不到家人，也沒有個人空間。
莎拉跟許多照護者一樣，擔心把丈夫放到安養院會加速病情惡化。他們不斷計算，自己目前的工作能做多久，能花多少時間照顧退化的親人，同時維持健康？自我犧牲和自保的界線在哪裡？要如何同時照顧好病人跟其他家人的需要？
幾代以前，有更多人會在家裡照顧雙親，但當時人們的壽命沒這麼長。現代醫學的進步，使得像阿茲海默症等重病患者可以多活很多年，但在家照顧他們也變額愈來愈困難，因為患者的認知和自我照顧能力會持續惡化，照護者未必能信守「我絕對不會送你去安養院」的承諾。
「人們會覺得有遵守承諾的責任。」阿茲海默協會全國辦公室職員朱魯（Ruth Drew）說：「他們不知道自己許下了什麼承諾，沒有想過照顧一個比自己高30公分的人、要抬著對方去洗澡或床上睡覺，是怎麼樣的情形。」
老年醫學專家透馬司（Bill Thomas）指出，「不要把我送到安養院」的承諾，應該解讀為「答應我，你會捍衛我的尊嚴，答應我你會保護我的隱私，保證我不會活在痛苦之中」。
「諷刺的是，這項承諾常常導致施虐和忽視，因為人們能做的事情有限。」透馬司說。
透馬司認為，重點應該是要求全國的安養院提供更好的服務，而不是強迫親人許下承諾。
「全國安養業者成功說服民眾，他們別無選擇，安養院必須冷漠、了無生氣又嚴格。」透馬司說。
親自照顧患者的人，不但要背負金錢重擔，研究顯示他們罹患憂鬱等身心疾病的機率也比較高，但把摯愛留在家裡照顧的強烈欲望，往往讓他們奮不顧身。
像55歲的會計師蘇利文（Shari Sullivan）就發誓，一定會照顧阿茲海默的丈夫以及85歲的母親直到最後。
「我的結婚誓言說過，無論富貴或貧窮，無論生病或健康，」蘇利文說：「婚誓不會因丈夫生病就作廢。」她也相信，如果夫妻倆離開女兒身邊，可能會加速丈夫的衰退，甚至讓他倒下。
蘇利文在其他家人幫助下，努力撐了5年，接著她丈夫倒下，送到醫院，6週後因併發症身亡。蘇利文仍和母親同住，用長期照護險來支應居家照護費用。
「母親說，『如果我得了阿茲海默，希望妳送我去安養院。』你知道嗎？我不會送她去安養院。沒有為什麼，她需要我，我更需要她。」蘇利文說。
但蘇利文禁止女兒仿效自己，不希望老後變成女兒的負擔。「我不要她的人生變成在照顧我。」
莎拉的丈夫確診阿茲海默3年後，她面臨抉擇。身為幼教老師的她，有一天打電話回家，要告訴丈夫三明治在冰箱裡。丈夫沒接電話，轉入答錄機，答錄機的聲音令丈夫困惑，丈夫後來說：「我聽到妳的聲音，卻找不到妳。」
育有兩名子女的莎拉這時發現，把丈夫留在家裡已經不安全了。但這沒有讓她的決定過程更輕鬆，因為她不只承諾過丈夫，也承諾過自己，不會把他送走。
「我曾對自己許諾，我對自己很失望，我應該能做到的。這讓我心碎，那是我生命中最糟的一天，我把他送去安養院那天。」
無法信守承諾的罪惡感和壓力，更增加把親人送去安養院的抗拒感。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老年心理學系負責人史漠（Gary Small）說，最好別許下你做不到的承諾。你可以說，「媽，我知道你想留在家裡，我們也會盡一切努力留住妳，但…總有些事情很難預期」。
趁大家都還健康的時候好好談談這件事，會比較有幫助，這樣醫生或支持團體也能幫忙判斷搬到安養院是否對大家都好。
也有些人從來不給承諾。有位女性說，女兒老是開玩笑「噢，老媽，別擔心，時候到了的話，我會替妳找間很讚的安養院」。這位女兒是在暗示，她還沒準備好要中斷事業，全天候照護家人。
但這樣的對話，有時會變得很醜陋。
家庭照護聯盟負責人艾斯肯那齊（Leah Eskenazi）說：「有人會說，『如果你把我放到安養院，我的遺產不會給你。』」他指出，有時候也很難跟失智的人溝通。
霍恩巴克（Paul Hornback）的父親和祖母都罹患失智，他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所以當這位任職國防部的機械工程師自己診斷出阿茲海默症時，他和妻子立刻去拜訪家附近的照護設施，找到幾間喜歡的。
「我想趁還能做決定時，先看看這些安養院。」霍恩巴克說：「當然我想盡量留在家裡…但我如果會傷害到他人，或待在家裡不安全，那我願意離開，去住安養院。」
他已經收好了一箱子打算帶去安養院的東西，包括家人照片、從軍時的照片和聖經。
64歲的瑞斯頓（Reston）和丈夫威利（Willie）結婚40年，威利告訴她，如果自己重病，願意被送去安養院。他當時問妻子，「如果我得了某些病、要求去安養院，妳會夠堅強到把我送去那裡嗎？」
「我說，對，我會很堅強。」瑞斯頓說，她也讓丈夫許下同樣的誓言。幾年後，丈夫診斷出罹患阿茲海默症。
她說：「他只要求我答應他，不要把他丟到安養院後就置之不理。」再過2年後，她把丈夫送去安養院，每週去探望他3、4次。
把摯愛送去安養院是個痛苦的決定。莎拉最後終究把丈夫送去安養院，18個月後他離開人世。
莎拉還記得帶他去安養院的那天。「我把他留在那裡，他望著我們。那是非常悲傷的一刻，但接著，他接受了。我們很驚奇。」
當你在人生中面對這不得不做出的抉擇，你會做出這難以信守的承諾嗎？
「我不會這樣做」，莎拉總是這麼回答。
莎拉的丈夫53歲時診斷出罹患阿茲海默症，莎拉比丈夫年輕10歲，相信自己能照顧丈夫直到最後。
「我知道他不喜歡安養院。」莎拉說：「他爸住在退休社區，他真的很不喜歡那些設施。」
他的擔心和她的保證，是美國許多夫妻、父母與子女之間常常出現的對話。2050年前，85歲以上人口預計將增為3倍。
答應我，別送我走。聽到這樣的懇求，很難說不，但你常常更難兌現不送走對方的諾言。
很多人覺得，把人送到安養院等同遺棄。年紀較長的美國人還記得以前的救濟院，許多老人和病人被藏在那裡，直到死亡，很多年輕人也同樣不能接受送到安養機構。
現在有各式各樣的安養設施來配合各種不同的需求，但就連最棒的安養院，也可能讓人覺得很制式，每天生活都受到嚴格管理，剝奪入住者的積極自由，看不到家人，也沒有個人空間。
莎拉跟許多照護者一樣，擔心把丈夫放到安養院會加速病情惡化。他們不斷計算，自己目前的工作能做多久，能花多少時間照顧退化的親人，同時維持健康？自我犧牲和自保的界線在哪裡？要如何同時照顧好病人跟其他家人的需要？
幾代以前，有更多人會在家裡照顧雙親，但當時人們的壽命沒這麼長。現代醫學的進步，使得像阿茲海默症等重病患者可以多活很多年，但在家照顧他們也變額愈來愈困難，因為患者的認知和自我照顧能力會持續惡化，照護者未必能信守「我絕對不會送你去安養院」的承諾。
「人們會覺得有遵守承諾的責任。」阿茲海默協會全國辦公室職員朱魯（Ruth Drew）說：「他們不知道自己許下了什麼承諾，沒有想過照顧一個比自己高30公分的人、要抬著對方去洗澡或床上睡覺，是怎麼樣的情形。」
老年醫學專家透馬司（Bill Thomas）指出，「不要把我送到安養院」的承諾，應該解讀為「答應我，你會捍衛我的尊嚴，答應我你會保護我的隱私，保證我不會活在痛苦之中」。
「諷刺的是，這項承諾常常導致施虐和忽視，因為人們能做的事情有限。」透馬司說。
透馬司認為，重點應該是要求全國的安養院提供更好的服務，而不是強迫親人許下承諾。
「全國安養業者成功說服民眾，他們別無選擇，安養院必須冷漠、了無生氣又嚴格。」透馬司說。
親自照顧患者的人，不但要背負金錢重擔，研究顯示他們罹患憂鬱等身心疾病的機率也比較高，但把摯愛留在家裡照顧的強烈欲望，往往讓他們奮不顧身。
像55歲的會計師蘇利文（Shari Sullivan）就發誓，一定會照顧阿茲海默的丈夫以及85歲的母親直到最後。
「我的結婚誓言說過，無論富貴或貧窮，無論生病或健康，」蘇利文說：「婚誓不會因丈夫生病就作廢。」她也相信，如果夫妻倆離開女兒身邊，可能會加速丈夫的衰退，甚至讓他倒下。
蘇利文在其他家人幫助下，努力撐了5年，接著她丈夫倒下，送到醫院，6週後因併發症身亡。蘇利文仍和母親同住，用長期照護險來支應居家照護費用。
「母親說，『如果我得了阿茲海默，希望妳送我去安養院。』你知道嗎？我不會送她去安養院。沒有為什麼，她需要我，我更需要她。」蘇利文說。
但蘇利文禁止女兒仿效自己，不希望老後變成女兒的負擔。「我不要她的人生變成在照顧我。」
莎拉的丈夫確診阿茲海默3年後，她面臨抉擇。身為幼教老師的她，有一天打電話回家，要告訴丈夫三明治在冰箱裡。丈夫沒接電話，轉入答錄機，答錄機的聲音令丈夫困惑，丈夫後來說：「我聽到妳的聲音，卻找不到妳。」
育有兩名子女的莎拉這時發現，把丈夫留在家裡已經不安全了。但這沒有讓她的決定過程更輕鬆，因為她不只承諾過丈夫，也承諾過自己，不會把他送走。
「我曾對自己許諾，我對自己很失望，我應該能做到的。這讓我心碎，那是我生命中最糟的一天，我把他送去安養院那天。」
無法信守承諾的罪惡感和壓力，更增加把親人送去安養院的抗拒感。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老年心理學系負責人史漠（Gary Small）說，最好別許下你做不到的承諾。你可以說，「媽，我知道你想留在家裡，我們也會盡一切努力留住妳，但…總有些事情很難預期」。
趁大家都還健康的時候好好談談這件事，會比較有幫助，這樣醫生或支持團體也能幫忙判斷搬到安養院是否對大家都好。
也有些人從來不給承諾。有位女性說，女兒老是開玩笑「噢，老媽，別擔心，時候到了的話，我會替妳找間很讚的安養院」。這位女兒是在暗示，她還沒準備好要中斷事業，全天候照護家人。
但這樣的對話，有時會變得很醜陋。
家庭照護聯盟負責人艾斯肯那齊（Leah Eskenazi）說：「有人會說，『如果你把我放到安養院，我的遺產不會給你。』」他指出，有時候也很難跟失智的人溝通。
霍恩巴克（Paul Hornback）的父親和祖母都罹患失智，他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所以當這位任職國防部的機械工程師自己診斷出阿茲海默症時，他和妻子立刻去拜訪家附近的照護設施，找到幾間喜歡的。
「我想趁還能做決定時，先看看這些安養院。」霍恩巴克說：「當然我想盡量留在家裡…但我如果會傷害到他人，或待在家裡不安全，那我願意離開，去住安養院。」
他已經收好了一箱子打算帶去安養院的東西，包括家人照片、從軍時的照片和聖經。
64歲的瑞斯頓（Reston）和丈夫威利（Willie）結婚40年，威利告訴她，如果自己重病，願意被送去安養院。他當時問妻子，「如果我得了某些病、要求去安養院，妳會夠堅強到把我送去那裡嗎？」
「我說，對，我會很堅強。」瑞斯頓說，她也讓丈夫許下同樣的誓言。幾年後，丈夫診斷出罹患阿茲海默症。
她說：「他只要求我答應他，不要把他丟到安養院後就置之不理。」再過2年後，她把丈夫送去安養院，每週去探望他3、4次。
把摯愛送去安養院是個痛苦的決定。莎拉最後終究把丈夫送去安養院，18個月後他離開人世。
莎拉還記得帶他去安養院的那天。「我把他留在那裡，他望著我們。那是非常悲傷的一刻，但接著，他接受了。我們很驚奇。」
當你在人生中面對這不得不做出的抉擇，你會做出這難以信守的承諾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