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失真的法務統計 殘害檢察官的生命

失真的法務統計　殘害檢察官的生命

何克昌 屏東地檢檢察官

照片／2003年民間司改會法曹新鮮人營隊。左起：賴慶祥檢察官、詹順貴律師、何克昌檢察官、陳欽賢法官

筆者於民國82年（1993年）底初至屏東地檢服務，從此與賴慶祥學長結下不解之緣，事實上賴慶祥資歷只是早我一期，年紀也與我相若；然而同樣學習現代西洋法學思想的司法官，實際到司法單位服務，才發現在台灣司法實務上，仍沿用中國傳統的司法案件管考制度，形成處理現代刑事案件時，究竟要適用學校老師所教的現代法學理念，還是要配合行政官方的中國傳統「結案」管考制度？每天在天人交戰，多年辦案下來，如果沒有人格分裂的話，不死也要去掉半條命！

圖1 民國82年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令（點圖放大）

事實上，賴慶祥擔任檢察官第二年（1994年），就接到官方的懲罰令予以「警告」，理由是「八十二年辦案成績未達五十五分」（圖1），然而筆者在服務屆滿週年之後，於85年（1996年）接到官方的獎懲令卻是「嘉獎二次」，理由是「八十三年全年無遲延案件，工作績優」，但同時，賴慶祥也接到同紙獎懲令「記過二次」，理由是「前任花蓮地檢署期間，八十三年全年遲延案件一四五件，工作懈怠」（圖2）；同年（1996年）年底，賴慶祥又接到官方的懲罰令「記過一次」，理由是「八十四年全年遲延案件達二十七件，辦案不力」（圖3），換言之，檢察官偵辦刑事案件，如果配合行政官方的內規命令，遵期結案，就可以獲得各種獎勵，反之，遵守現代刑事訴訟法學辦案的檢察官，則予嚴懲，更嚴重的是，85年（1996年）底，法務部未經賴慶祥同意，就直接將賴慶祥調往台東服務，而其時賴慶祥母親已癌末，本來賴慶祥從屏東下班後前往高雄左營探視母親，甚為方便，然遭調到台東後，只能改從台東下班後再趕往高雄左營，直到母親病逝。事實上，賴慶祥在屏東服務期間，是表現最傑出的一位同仁，同時期的工作伙伴，大家同心協力，只想為屏東地區民眾建立安寧的社會，維持法秩序，讓民眾安居樂業，而實際經驗，也的確讓屏東地區的刑事案件在85-86年（1996-1997年）間下滑，甚至部分刑事案件無案可辦的情形。自此，筆者已心裡有數，將來在工作上，我人生該走的方向！

圖2 民國83年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令（點圖放大）

圖3 民國84年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令（點圖放大）

 

圖4 大理院時期之司法統計表(點圖放大)

筆者以當前司法實務，再提供資料供學者及國人參考：如果比較早期大理院時期之司法統計表（圖4）與現行司法統計表（圖5）之區別，除了以前統計表是用毛筆寫的，格式是直式，而現行統計表是用電腦打字，格式改成橫式外，其實內容並無特別差異。之前中央社曾發佈一則檢察官收案件數的統計消息，指出2004年9月前平均每位檢察官每個月受理190件案件；筆者不知上述統計的「案件」是如何算出來的，只覺得稍具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台灣每位檢察官受理件數真的是每個月190件的話，那我國檢察官承辦偵查案件的能力，真可以列入世界金氏紀錄了！

以月收190件案件來說，每月30天，扣除四個週休二日共8天，並扣除檢察官每月二天值勤勤務，再扣除每週只開庭一天，共4天，則每位檢察官每個月實際工作天數只有16天；這樣平均起來，每位一審檢察官每個工作天要結11.88件才能平衡收案量。再以一天工作八小時為基準，每位檢察官每一個小時要出清1.5件，這1.5件包括進行偵查作為及撰寫書類，而且是持續不停以每小時1.5件的速度出清案件，才能做到日清日結，國人稍用常識判斷，可能嗎？

圖5 現行司法統計表(點圖放大)

更誇張的是，民國69年（1980年）修改法院組織法時，為增置主任檢察官職務，法務部向立法院報告指出：台北地檢每位檢察官「每天辦三十件案子」，如果是這樣，則每個月豈不是要收760件（當時每週上五天半）？相互對照，是當時的檢察官更神勇？還是這個數字是創造出來的？

其實台灣的司法統計資料向來欠缺精確，只要行政官方要求提高案件的正確性，則正確性的統計數字馬上提昇；如果要求降低未結件數，則未結件數馬上降低，因此，無法從真實的案件量作出正確考評，甚至還會誤導真實，造成社會各界無從瞭解司法體系的癥結以求改善，因為統計數據失真，自然不知道真正問題在那。

其實這不僅嚴重斲喪司法的公信力，也讓檢察官不願意主動去查難查的案件。

由於目前司法實務管考制度都是以「未結件數」來評斷一位司法官的優劣，且案件數的核算基礎在於「案號」（因為行政人員只看懂案號）而非「案件」（學校老師教的觀念是「一個被告」及「一個犯罪事實」為「一個案件」，這是法學院學生最基礎的刑事「案件」概念，也是法庭上審、檢、辯三方確認案件有無審結的最基礎概念；同時也是司法官考試常考的考題，以確認考生是否瞭解現代刑事「案件」的意義），造成司法官只要設法消除「案號」，就是優秀的司法官；例如：同一案號嫌疑人涉嫌販毒及吸毒，因為吸毒比較好查，就起訴吸毒部分，把案號消除了，最根本的販毒部分則略而不查，因為二件都掛在同一案號上，形式上，被告涉嫌販毒部分也終結了；久而久之，誰願意費心去查明刑案的真相？司法官打擊犯罪的功能沒有發揮，連帶也賠上司法的公信力。

俗云數字會說話，但欠缺嚴謹的基準及歸類，甚至透過行政官方的方式操控統計來達到滿足社會的要求，如此只怕統計數字會說出與真實相反的資訊，這樣公佈統計數字有何意義呢？

行政官方常向國人宣傳說：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云云，其實在現行司法統計作業模式之下，國人不僅得不到「遲來的正義」，而是根本得不到「正義」。

檢察制度的原始設計主要功能在於偵查，由於司法統計的欠嚴謹，甚致統計數據與偵查績效呈相反之結果，進而左右檢察官行使偵查權；當檢察官視偵查為畏途時，其嚴重性已殘害檢察官的司法性格，賴慶祥為堅持辦「案件」而非辦「案號」，更因此賠上這一輩子的聲譽與生命，因此，統計資料能不慎乎？

其實司法界的積案問題，並不是目前才有，學者阮毅成先生曾說：先君謂「然從前繁劇州縣，每逢三八期收呈，恆有百餘張之多，一月六期，即有六百餘張。雖其中續審催詞，居大多數；新案姑作十分之二計算，亦有百起。究可審結若干，向無明確統計（日報多係偽造）。然如清同治七年(1868年)，江蘇省例所定，凡三個月內原報二十起以外，訊結十成，（每月約該結七起）。三十起以外，訊結九成，（每月約該結九起）。五十起以外，訊結六成以上，（每月約該結十起）。一百起以外，訊結五成以上，（每月約該結十七起）：均記大功一次」、「然從前州縣因結案而記大功者，殊屬罕覯。（間有幕友代為偽造審結詞訟案件記功，亦多為抵銷記過起見。）則其案件之積壓可想。」，台灣現行管考方式，對照上述清朝時期的管考，可說如出一轍，不同的是，清朝時期，尚可依收案量多寡，分成結案，而現行管考，不論案件收受多寡，一律「設法」結清，否則年底結算，未結件數較多者，則予以申誡、記過，考評劣等懲處，並且作為將來調職、升遷，進修、考察等依據，至於檢察官偵查內容是否確實，則不在管考之列，造成檢察官競相以結案快速為第一，甚至可以月結百餘件，亦可收案後，日清日結，將司法「案件」視同行政「函文」，以求快為目的，罔顧司法案件追求真相，追求公平正義的本質，所以國人不相信司法，其來有自。

其實解決司法案件積案問題，並非沒有現代化的司法管考方式；前大法官張特生先生在所著「美國司法的革新動向」一書中，亦提及美國司法界積案問題，不過美國解決積案問題的方式，並不是採用台灣版的「結案（消除案號）」方式，而是健全行政管理，將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及行政管理方法，運用到司法體系，以應付不斷增加的訴訟案件，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丹佛大學並於1969-1970年間成立「法院管理學校（Institute for Court Management）」，培訓法院行政官（Court Administrator），研習人事管理、財務管理、系統分析等行政管理技術。反觀我國，有關司法行政管理，係採行政機關的官僚式幕僚，並非配合司法特質的功能式專業技術幕僚，以司法統計為例，有關統計案件數部分，純以「流水號」計算案件數，不僅與訴訟案件學理不符，而且每一案件繁簡難易有別，亦未加計加權值，造成統計資訊與現實脫節，甚至於統計資訊與事實呈相反結果。而行政效率的低落，也干擾偵查案件的進行，但司法行政部門為迎合社會要求的偵查績效，只好一味要求檢察官儘速結案，以便對社會交待，至於案件的真相及當事人權益，自然棄置不顧了。

另評鑑司法官適任與否，亦非無現代化的評鑑制度；奧地利法官任用法規定，法官考評事項為：1專業知識。2能力及觀點。3努力、堅毅、謹慎、可靠、判斷力、追求目標能力。4在職務上及職務外之考驗。5德文之表達能力，以職務上所必要者為限。6同事互動關係等項。而德國薩克森邦之法官考核辦法，其考核項目分為：1.專業知識、2.理解能力、3.口語表達能力、4.文字之表達能力、5.處理能力、6.待人接物、7.溝通技巧、8.吃苦耐勞等項；然而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還在以「消除偵查案號」為考評重點，難怪我國的司法官無法精進推斷事理能力及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

回顧從清朝同治時期的管考制度，竟然可以一成不變延續到現代台灣檢察體系，可謂現代司法界的國際笑話，如今賴慶祥以他的生命，抗衡行政官方的管考制度，如果能喚醒行政官方的良知，則賴慶祥的逝世，也算是具有時代意義，如果行政官方依然蒙昧無知，則國人碰到司法案件，只好自求多福了！願天佑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