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醫院裡的人類學家：病房裡的耳語
201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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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資料，邱瑞金攝。
生平第一次住院，第一天為了插點滴管就挨了六針，彷彿走進一個新的部落，在與世隔絕的陌生環境中，獨自學習新的禮儀規範、新知識，與培養因地制宜的適應力。比方說：不管心情有多糟，一定要跟護理師打招呼跟道謝，因為辛勤的他們比醫生更貼近守護患者與疾病對抗的日日夜夜；而且，他們是會幫你打針的人。或者像是：早餐餐盒的肉鬆包裝撕不開，拿刀來砍；慣用的右手掌打上點滴針固定不能彎曲，學習用左手完成從洗杯子到擦屁股各種小事，安慰自己正在開發右腦。醫院有wifi可以上網解答十萬個為什麼，除了wiki醫生為你診斷病因，我學到了血管為什麼打針會破、細菌為什麼會有抗藥性、為什麼失智症患者整日嚎叫都不會累、還有如何把頭髮編起來固定在頭上才不用太常洗頭。
生病是一件個人的事情，病況多半需要靠自己揭露與陳述。醫生和病人原本是一對一的關係，在護理師或教學門診其他成員的觀摩下單獨互動。住進醫院後，這些都具備了社會性，不再是個人隱私。像是跟陌生人協調使用廁所洗澡與排便的時間、理解醫護體系的階層關係、弄清楚樓層與院區各項功能的配置、重新排定自己的「住院作息」時間，加入團體生活並同時安排好私人的工作進度。在醫院靜養，最需要也最難的是睡個好覺。除了身體的各種感覺，燈光、聲音、投藥時間……都是影響休息品質的變因。每天下午，我的病房位置就像是交響樂的貴賓席，左邊失智的阿嬤負責啊啊啊，右邊癱瘓的爺爺演奏哼哼哼，印尼籍看護從各自的崗位前往蒸飯箱或從商場買了便當，對話像磅礡歡樂的管樂，伴隨著護理師交談的輕柔弦樂聲，隔壁床病人的咀嚼或放屁，據說樓層病患平均年齡九十歲的「面山第一排」，跟死氣沉沉相距十萬八千里。
學習社會學與人類學專業的我，從大學時代開始就相當「政治正確」地關注外籍移工與新移民的權益，在從事研究、擔任志工、撰寫報告或論文時，常勉勵自己要和弱勢站在一起尋求公義，書寫臺灣國家與社會如何壓迫剝削這群長期在島上和我們共同工作、生活、生養的外籍勞動人口。住院第一天，我的病房鄰居是一位患有失智症的老太太和她的印尼看護。或許是出於對生命的不甘，雙手受約束不能自由活動，老太太只能用不間斷的嚎叫表達內心無以名狀的不滿。印尼看護看起來年紀很輕，照顧無一事能夠自理的高齡病患卻很熟練。看護是高強度長時間的密集勞動，在工作中必須「無我」。就像我們一樣，她會在繁重的工作中開個小差看看Kpop和印尼音樂影帶；中午跟朋友一起聚餐聊天吃飯；洗完澡會很勤快地把內外衣褲全部清洗乾淨在洗手間一字晾開；六七點男朋友下班了用Line煲個電話粥，三四個小時濃情蜜意又講又唱；真的很累的時候，就算是炸彈爆炸也能沉沉入眠。我整夜不斷被嚎叫聲驚醒，忍不住念了一句：「不要再叫了，我需要睡覺！」過了一陣，忽然聽見有手打在奶奶身上，說：「惦惦」。
老太太、看護、和睡不了的我，這個困境並不是因為誰沒有良心，或者誰怠忽職守，而是因為「價格」。
看護工在24小時之內要做的事情既疲勞又瑣碎，每2小時為病人翻身一次、每15分鐘抽痰、灌食牛奶、清理大小便、搬運病人上下床、擦澡、協助復健……這些事情日日重複。許多看護工一年到頭沒有休假（有或者沒有加班費），因為病人的家屬旅居海外，無法另外照應。根據來發名片的南X國際有限公司，印越菲泰看護工最低工資是17,500元（過去是15,840），巴氏量表35分以下，80歲以上60分以下，85歲以上輕度失能即可申辦。包含健保費與規費，家屬實際負擔的價格約在21,500至22,660元之間。在我目前所在的台北市某醫院，相較於外籍幫傭，能夠輕鬆用中文或臺語溝通的臺籍看護價格24小時是2,200元，12小時1,300元，以一個月20天計算，所需費用約是外籍幫傭的兩倍。
過去15年臺灣的薪資幾乎沒有成長，年輕人就業困難，慢性病與失能人口卻不斷增長。10年後臺灣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超過20%，有多少比例的家庭所得可以在每個月衣食起居之外，負擔起醫藥費用與看護薪水？當聘請看護的費用高到難以負荷，由於女性薪資低於男性，且照護通常被視為是女性的工作，首先會被要求放棄原職與生涯規劃支援家庭看護的，絕大部分是家中的女性。
我隔壁病房的阿姨便是在30多歲放棄電腦公司的秘書工作，全年無休照顧中風成為植物人的婆婆近10年。婆婆過世後，苦無專業技能的她擔心無法二度就業。護理師建議她去參加90小時的培訓課程，完成4天醫院實習取得證書，將生命中不意累積的看護技能正式化，轉變成一份可以賺取收入的職業。即便是如此，對於40-50歲中年女性，傳統上婆婆媽媽型、經驗豐富、還會逗病人開心的看護阿姨，她的職業壽命最長也只有10年。而且看護過程中高強度勞動所造成的職業傷害，將有可能造成她退休後繼續以病人的身份進入醫療體系。在這10年中，她每天工作24小時所賺取的實領薪資是1,960元，換算下來每小時的薪資只有81.67元。根據行政院主計處104年11月公佈的最新資料，家戶的儲蓄率約是12.83%，也就是說，看護阿姨即使全年無休工作10年存下來的錢，還不夠她請一個月的看護。
對於外籍看護工來說，她們在來臺灣之前也未必知道自己即將面對工作和生活都在醫院裡、照顧老人小孩之外還得幫忙做家務的生活。她們其中大多數會接受人力仲介公司的短期培訓，但還是有少數人是到了醫院之後，才開始跟護理師與同事學習照護重症病患。即便是如此，視病猶親，用心工作，將別人的父母照顧得無微不至的外籍幫傭也比比皆是。我們病房的一個爺爺，每隔一兩天就會到護理站投訴隔壁床的印尼籍看護將尿壺倒到他床上，護理師們詢問該看護，並觀察情形後發現，其實是爺爺不想承認自己尿床。在醫院裡頭的我們懂得箇中緣故，可以一笑置之，但對於不完全理解（或完全不理解）周圍的人在說什麼，莫名被指責的外籍勞動者來說，絕對不會是個美好的經驗。
為了讓小孩上學、回家可以買地買房子，漸漸買不起房子或土地的臺灣人在談到外籍勞工在臺灣勞動環境當中面臨的困境時，往往以此為自己良心上的不安解套。整體而言對外籍勞工不友善公平的法律條款，缺乏喘息的高強度勞動，醫院裡頭的國族與性別政治，在在展現臺灣是個什麼樣的僱用者，依賴廉價的進口勞動力來填補長照與經濟發展政策失敗的後果。
大選剛剛結束，大部分的病患及在醫院值班的護理師與醫師都無法親自投票。同樣是「面山第一排」的一位榮民伯伯娶了個中國太太來照顧他的晚年，目的導向的婚姻有浪漫，也有不安。特別是當伯伯住院，太太決定帶著他的身份證回中國一趟的時候，病房間耳語四起，老戰友在護理站鏗鏗抗議。我的外祖父也是榮民。他們早年一無所有地來到這個島嶼，經歷過對返鄉的絕望，跟隨黨國政府建設山區、開墾離島。癌症入院以前，他曾是一名警察。
我們的政策不該只有對能夠發聲、能夠上街吶喊、能夠投票、能夠論述的人民負責。我們的政策不能夠只處理未來，也應該重新整理過去。活過黨國時代威權意識型態教育的人無法辨認自己在結構中的位置，無法論述己身的困境與制度失靈之間的因果關聯性。對於他們來說，那就是命運。因為他們從未有機會和現在五年級以後的世代一樣，能夠練習成為一個參與政治的公民，他們從未想像過自己除了眼前的路以外還有其他選擇。老去後除了依靠親人，還有國家。國家應當是這些無家可歸之人，最終的歸宿。
當我們的社會成熟到能夠自然地將「說外國話的人」和「說不出話的人」都納入視野考量的時候，那時我們的民主與自由，將會比現在更具有歷史的深度，與國際化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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