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稻草人的司改

稻草人的司改

2017/02/10

文 / 孫健智

我開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2017年2月9日，星期四晚上九點多。我在七點半左右離開辦公室，穿越寒潮與霧霾，從位在中壢的家事庭回到桃園的家中，大概八點時進門，帶老婆出門吃晚飯，然後再回到家裡。

桃園地院家事庭的法官，每個禮拜固定有兩個的庭期，每個庭期是半天的時間。其中一個庭期，我專門拿來開家庭暴力案件，也就是保護令案件，其他案件塞在另一個庭期。我今天批出去的保護令案件，開庭日期已經定到三月底、四月初，也就是超過一個半月之後了。換句話說，被害人提出保護令的聲請，最快也要將近兩個月才能見到法官。而且，這是我每個案件只給二十分鐘、每個庭期開八個案件的安排下，才勉強能讓當事人在兩個月以內見到法官。

我也希望每個案子都可以投入更多時間精神勞力，我也希望可以傾聽當事人的心聲，但我只能給每個案子二十分鐘；我最近也在考慮，是不是把開庭時間縮短到每個案件十五分鐘、每次庭期多排三件。我希望被害人不要過兩個月才見到法官，誰知道這兩個月他會發生什麼事；我也希望可以為每個案子多留一點時間，因為有些事情書狀寫不清楚，當庭用講的才能講清楚。可惜，這兩個希望是相互牴觸的。家事庭的法官，每個人都背著一兩百件的未結案件，就像生生皮鞋隨時保持三千種樣式，我也不例外。

當然，內行人都知道，無論是二十分鐘還是十五分鐘，都是僅供參考。法庭上有什麼突發狀況，比方說，當事人帶了證人到庭，或當庭拿出錄音、錄影光碟，我也不能說時間有限、請他們下次再來，我不能這麼說，畢竟保護令性質特殊，不同一般的民事案件。這時候我只能動作快，證人儘快問完，光碟儘快看完聽完，儘快儘快，後面的當事人也只好乖乖等著了。

開完這八件，退庭之後，我最好在一個禮拜內把裁定寫出來，否則下禮拜又有另外八件，甚至不只八件，因為我在另外一個庭期也會結案、也要寫裁判，而等著我去寫裁判的案卷一再累積的同時，我還有其他的事工，我還要閱卷、要做開庭之前的準備、要寫進行單讓案件動起來，有時候要到現場去履勘，或者在監護宣告案件，要去醫院做精神鑑定（去看醫生鑑定當事人，不是我被鑑定）。

要做出好的判斷並將它交代清楚，確實需要下功夫，但民事裁判最花時間的，往往不在這裡，而在整理當事人的主張跟卷宗裡面的書證。法官通常會把這些半機械性的工作交給助理，但問題又來了，家事庭有九個法官，卻只有四個助理，兩個法官共用一個助理，還是有一個空著，我剛好就是那個沒有助理的法官，靠同事的助理輪流支援我，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我每個月只有兩個禮拜是有助理支援的。

我難道可以說，我這禮拜沒有助理，等到下禮拜有助理幫我整理卷證的時候，我再來核發保護令，老天保佑家暴的被害人這個禮拜不要被打傷或打死嗎？當然不行，所以我必須自己動手。光靠我自己，要在一個禮拜裡趕出八到十件裁判，不是辦不到，但很多工作就因此只能暫時擱著。

我有這麼多、這麼多的希望，但是我辦不到，因為我也有這麼多、這麼多的負擔。我沒有要邀功或誇耀什麼，上面這些，只是家事庭的日常。我不是今天才背著這麼多案件，我也不是第一次因為龐大的積案而感到力不從心，但我今天特別感觸良多，因為我一大早就看到，司改國是會議某律師代表候選人說，「傾聽、溝通、判斷與決策的能力，只能經由社會閱歷養成，因此法官－甚至檢察官－必須來自社會（而非學校）是「進用」的基本原則」，這是狗屁，這擺明了把學校當成溫室、把學生當成白癡，聲譽卓著的司改律師，社會閱歷竟貧乏至此；同時某位大法官也說，太年輕就進入司法這一行會缺乏同理心，這也是狗屁：這些年高德劭的大律師們，何時曾同理一下基層法曹的處境？

年輕不是無知的辯詞，但年輕也不該是原罪，而現實是，年輕早就成了冤罪。司法機關的人力貧乏到這種程度，我忙到這種程度，還要被那種「跤數」說我來自學校、我只會考試、我沒有同理心。我加班到七、八點，犧牲休息的時間，犧牲跟家人相處的時間，犧牲運動的時間，到底是為了什麼？

案件負擔絕對不是犧牲當事人權益的藉口，這是理想，而現實是，案件負擔早就成為當事人權益遭到犧牲的原因。我撥不出更多的時間，是因為我跟別人一樣，我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而律師轉任的同事們也是一樣（我應該不需要特地去請教他們「請問你們一天有幾個小時」）。事實是，律師轉任的法官，通常很快就會變成像我這種國家考試出身的法官一樣，窮忙，案牘勞形，原因無他：案件負擔、行政管考、無差別攻擊，這些阻礙司法運作的因素，哪一個來的時候，會先問法官是國考錄取還是律師轉任的？

如果連身為在野法曹的律師，也紮稻草人來當司改議題，我真的不曉得，這是哪門子的改革。

• 作者為桃園地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