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從公債法與審計法究苗栗債務破表之責
苗栗縣在劉政鴻擔任縣長的九年期間，縣府債務餘額由兩百億暴增至六四八億，現在單單利息負擔每年即近七億。新任縣長徐耀昌快要發不出薪水，乃向行政院求援，因而引發「全台灣各縣市負債爆表」的新聞。如今，行政院長同意介入處理，但是雲林、高雄、宜蘭等地情況相似，負債餘額佔總預算比率動輒超過五十％，問題非常嚴重。
縣市政府舉債浮濫，其背後的問題複雜，也是拖了數十年未解的問題。最近有不少學者評論均指出，縣市舉債破表的成因包括：首長以民粹施政討好的心態偏差、地方能夠自主的稅收有限、中央統籌稅款分配不合理等。如此把問題簡化為民粹與制度，固然不能說錯，但這只解釋了一小部分的原因，卻輕易放過了應該檢討和承擔的責任。
台灣的地方財政，確實有自主性不足的問題；然而，這並不能合理化縣市首長以掏空下一代的方式胡亂舉債。換一個角度看，地方首長大幅增債所舉辦的活動，絕大多數都是放煙火、辦演唱會、元宵燈會之類的非建設性、一次消費性的支出。以增加未來子孫負擔的舉債來辦這些虛華活動，反映的是執政縣市首長的視野與格局。苗栗債務破表後，有多名縣市長宣布要取消放煙火活動；事實上，本報多年來曾一再呼籲減少一次性的燒錢娛樂活動，但許多縣市長卻不自量力，樂此不疲。簡言之，在民主社會，人們必須以制度來制衡首長的行政作為，而不能完全用「制度缺失」去合理化政客的作為。
那麼，台灣究竟有沒有什麼制度可以制衡民選縣市長胡亂舉債呢？縣市政府的預算，主要是由縣市議會審議，其中，或有縣市長與議員之間利益共生的糾結，以致地方議會難以發揮監督制衡力量。但無論如何，縣市政府的舉債作為，必須受《公共債務法》的規範約束；該法第三條明文規定，「直轄市、縣（市）之公共債務，由行政院監督」。請問，我們的行政院在苗栗「希臘化」的這八、九年間，做了什麼監督？
《公債法》第五條，詳細規範了各級政府一年以上公債、短期公債之舉債上限，而上限又細分為每年舉債額度流量上限及債務餘額存量上限，皆定為國內生產毛額及各級政府總預算之固定百分比。同條最後一項更明言：舉債超過額度的各級政府，在回復符合規定前，「不得再行舉債」。如此明文法律規定，倘若主管公債的財政部有認真監督控管，又怎麼會演變至今天一拖拉庫縣市負債破表的慘劇呢？
《公債法》不僅規範各級政府舉債上限，也同時規定，當各級政府負債達債限九十％時，應擬定債務改善計畫，由中央送立法院審議（第六條）；財政部有權力對地方政府查核公債狀況（第七條）；各級政府有債務履行之虞時，行政院得以限制或停止地方舉債（第八條）；各地方政府未依中央要求改善時，中央可以減少或緩撥統籌分配稅款，並將地方首長移送懲戒（第九條）。由以上各法條可知，只要行政院真的有依《公債法》進行監督，哪怕只做到四成、五成，都不會發生今天苗栗、乃至宜蘭、高雄等縣市的財政慘劇。
對於政府的債務結構，除了事前的行政監督，現有法規也設計了事後的責任追究規定。《審計法》第二條明定，審計部須考核各級政府的財務效能與財務責任，而一旦發現各地方政府官員有不法情事（當然包括公債法），審計人員應該報監察院處理。如今，全台灣各縣市負債破表，有些地方連薪水都發不出來，如果情況嚴重至此而審計部、監察院都不曾糾彈處理，那麼，這兩個單位沒有瀆職嗎？
總之，那麼多縣市政府爆發債務危機，縣市長固然是要負政治責任，行政院、財政部、審計部、主計總處更是難辭其咎。過去十幾年，我們的財主單位經常盯著首長特別費、出國日支費、公務電話費等等雞毛蒜皮的支出幾千幾百錙銖計較，搞到守法公務員難以施展，卻放任劉政鴻這樣的民選首長幾億幾十億的舉債掏空；如果這不叫行政無能，真不知道什麼才叫行政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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