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上的小燈泡，照向通往理解的漫長歧路
今年3月底發生的內湖女童命案，不僅是台灣5年來第4起隨機殺人事件，年僅4歲的「小燈泡」更是至今年紀最小的被害者，在舉國陷入悲憤與恐慌中，被害者母親Claire在案發後冷靜與理性，每每令大眾動容，卻又對其「非典型」被害家屬反應無比疑惑。
在上個月第二次開庭前夕，《報導者》記者走進小燈泡父母內湖的家中，面對面傾聽、嘗試了解是什麼樣的生命經驗，支撐他們面對巨大傷痛，並期待在事件之外，促進社會進一步對話與思考的契機。
「會想妹妹嗎？」
「還好，無聊的時候比較想。」小蝌蚪想了一會兒說。
「出門的時候因為我們要顧兩個小的，就會讓小蝌蚪和小燈泡在視線範圍內自己去玩，所以像上次去親子共學團的活動時，她就會特別想妹妹，以前都黏在一起。」Claire說。
在贊同愛的教育的環境中長大的她，與共同理念的家長在固定時間會聚在一起「練功」，學習如何以更尊重與溝通的方式建立親子關係，並讓孩子練習在群體裡合作互動。
下個學期開始，小蝌蚪就要升上小學三年級了，討論過後決定暫時脫離體制內教育，並考慮參加體制外的自學團體。但由於強調實地的「走讀」，常要移動到全台各地上課，「以現在的狀況，全家人需要比較緊密地在一起，所以還不一定。」
但至少現階段，Claire已決定在體制外替孩子尋找教育的可能性。小蝌蚪在上學期當選模範生、孝親代表「雙料冠軍」風波，猶如最後一根稻草，壓垮她對體制內教育的信心。
因為人緣好，在同學互相投票推選中，小蝌蚪當上了全班孝親代表與模範生，但老師發現她的孝親理由只寫了一點太簡略，希望家長補寫三點，「現在的一般小孩哪來的孝親？！光是這個頭銜就很荒謬，照顧弟妹、做家事等，本來就應該全家人分工。每個人都有他好的一面，什麼叫模範生？」Claire對學校教育早早就賦予兒童的「標籤」無比反感。
(攝影/曾原信)
越直接討論死亡 越不害怕
除此之外，學校介入輔導小蝌蚪與班上同學情緒的方式，也與母親的態度扞格不入。
事發後，由於小蝌蚪就讀的國小沒有曝光，大部份家長與同學並沒有意識到小燈泡就是她的妹妹，老師詢問家屬是否要讓班上的孩子知道、需不需要團體心理輔導，「我覺得就當作一般家人的離開就好，應該不用特別強調，但也不用刻意隱藏，小蝌蚪說她還是會傷心難過，也會想跟朋友聊一聊。若很多同學知道了，會害怕，那就再看狀況來處理。」Claire說。
但或許是亟需「標準作業程序」，導師仍不放心詢問，多少人知道才應該要處理？Claire請導師與輔導老師討論決定。當小蝌蚪請假一個星期回到班上，校方的作法是發信告知班上所有家長，小燈泡是她的妹妹，但保持平常心，不要特別去關心、談論，避免刺激或再度傷害孩子，讓她慢慢安靜度過。因此同學都知道了，但完全不跟她提及「那件事」，這種「我知道，但是我刻意沒有要跟妳聊」的氛圍，反而使得小蝌蚪在學校的人際關係中，失去情緒的出口。
另一方面，事發後老師便很希望讓小蝌蚪進行心理輔導，即便孩子認為透過平日與家人的相處、對話足矣，幾次輔導後覺得暫時不需要再繼續，老師對此仍很不放心，認為她現在的反應可能是壓抑，可能是模仿大人，也或許是逃避，不代表不需要。並強調孩童面對傷痛不積極處理，可能會在往後幾十年仍舊持續造成影響。
「對於學校的作法，理解，但不認同。大人普遍把孩子想得很脆弱，覺得他們無法處理這種事情，會悶在心裡。」Claire說。某種程度上，人們面對經歷重大變故的兒童，總呈現無助的形象，無論是小心翼翼不觸碰傷痕，或以專業諮商輔導介入扶持，他們似乎都喪失主體的能動性，只能被動接受「幫助」。
「可能對大多數孩子而言，家人不會帶著他們面對死亡，但我們從小就在帶著她經歷這些。」在「死亡」這個艱難的人生課題上，這位母親以直接的態度，讓仍懵懂的孩子，無顧忌的正面直視。對Claire而言，重要的是在生活中自然地面對生命的疑惑，刻意談（校方心理輔導）或不談（班上沈默抑制）都不真實。
小蝌蚪一歲多時，母親就帶她理解死亡。
那是Claire的祖父過世，在不影響作息的前提下，從摺蓮花到告別式，她都帶著孩子參與家族第一場喪禮，包括今年2月祖母過世，也一起去看冰櫃裡的大體。「姊姊這兩三年陸續經歷了我祖母、祖父、姨婆、舅公，以及爸爸祖母的過世，一般台灣人會覺得『囝仔人不要去這種所在』，但我和先生兩人想法一致，越直接地討論死亡，就越不會害怕。」
小燈泡出事後，姊姊一直很想看她，當遺體從下午4點到晚上10點修復好，爸媽立即在深夜帶小蝌蚪赴第二殯儀館看望妹妹，「她能接受妹妹就是離開了，就像阿祖、姨婆過世一樣，永遠看不到。有時候孩子的理解跟我們的理解不一樣，也會一起聊聊我們所不了解的，比如他們都到哪裡去，會不會在天堂或另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見面？」
「對於孩子的種種，包括死亡，我們不刻意但也不逃避。我們會花很多時間盡可能討論、解釋，關於生命、宗教其他種種，不會說這些事情小朋友不用知道等長大後再說，或許因為這樣，她對小燈泡的離開比較容易面對，很多時候不去談論，反而會讓想法無限蔓延。」
「王景玉說殺一個四川小孩就會有四川女孩找他傳宗接代，有沒有可能因為他對於『傳宗接代』的疑問，在家裡沒有機會得到回答，最終自己想出解決方法？」Claire問到。
非典型家庭教育滋養 同理心萌芽
從案發當天於媒體前的公開聲明，到鄭捷伏法後，在部落格批評政府除了判刑與執行更應該深究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後成因，Claire未囿於「家屬因不幸遭遇，崩潰痛哭控訴加害者的罪大惡極」，反而有意識地穿透表面犯行，直指層層崩落的家庭、教育、社會結構，那些一再將邊緣之人推向極端的現象。
「無盡的想念與傷心，但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多的憤怒和仇恨。他到底怎麼了，這些人他們的故事是什麼？是什麼讓一個曾是單純善良的孩子，長成這樣？才是我更想知道的，而不是他造成的結果以及處罰。從以前到現在，他的家人怎麼對待他？如今做出這麼誇張的事，國家要如何看到矯治這件事情？但沒有人應該被放棄，現在似乎只能靠他的父母，但若他的家人也不關心，那該靠誰？」Claire強調。
小燈泡媽媽的冷靜與理性令許多民眾心疼、敬佩不已，某些訴求與觀念卻因大大超過人們對受害者的既定印象，伴隨而來的錯愕與不解，在網路公共空間浮現質疑，尤其被害者想要理解加害者，更是鄉民式的素樸正義所不願見到的；對死刑議題暫且「存而不論」，不明確表態，更馬上被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稱為「廢死教徒」、「值得研究的心理疾病案例」。
「我以前其實不知道自己這麼奇怪，事發之後，才發現我竟如此另類！那些都只是自然反應，所以我也不懂為什麼許多人這麼偏激、沒有同理心。慢慢從與更多人的對話中，越來越理解，或許從小的家庭教育就已經十分『非典型』，所以造就了一個非典型的我。」Claire說。
成長於苗栗鄉下的她，有著無憂無慮的童年，家族眾多同齡小孩都給阿嬤帶大，一群孩子共同成長、玩耍的美好經驗，使她早早就開始擘畫完美家庭的圖像，由於上頭只有一位哥哥，夢想著最好要有兩男兩女，讓兄弟、姊妹有伴可以講悄悄話。
而母親對待孩子的方式對她更有很關鍵的影響，「一直覺得我媽媽很偉大，即使是我，也沒有像她如此全心全意在孩子身上，從小到大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Claire說。
擔任老師的母親，以溝通代替打罵，並會用心傾聽、與孩子對話，從考試成績到談戀愛，都全然尊重孩子的意見，在上一輩的教養方式中十分罕見。即使小時候在充斥「標準答案」的學校裡不太快樂，卻因為家庭的守護與支持，而得到身心的平衡。
「記得國小一年級數學課剛開始教到加法時，有一題是三個人每人有兩支鉛筆，總共幾隻，因為哥哥的關係，我已會用2乘3，老師卻說因為乘法還沒教，所以不能這樣寫，只能用2加2加2來算，我當下的反應很氣憤，但回到家裡，媽媽花很多時間疏導，讓我了解我沒有錯，但是老師有他的立場，那種不平的心理才得以平復。」
沒有絕對的誰是誰非，而是在現實中看見與理解差異，並接受不如己意的侷限。
小時候一個看似沒什麼大不了的片斷，卻是記憶裡的深刻註記，如今回頭省視，當年還不知抽象的「同理心」為何的孩子，已在日常的經驗中，縮短自我到他人處境間的距離。
鄉下有許多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不管是缺乏家庭溫暖、沒錢吃飯或買參考書，母親皆為這些弱勢學生的關心與付出，Claire從小就看在眼裡，「媽媽會講述一些學生的情形，和他們家裡的情形，我在猜，讓我在看待不同的人時，有多一些理解，因為從小到大就是這樣，也沒有覺得自己特別奇怪。」
選擇艱難的道路 拒絕廢死／反廢死的二元對立
(攝影/曾原信)
結婚以後，這種怎麼看待「不同的人」的態度，常造成夫妻之間的爭論。
「以前每當看到一些社會事件裡，所謂的『壞人』比如鄭捷，他會覺得那種人罪大惡極，不需要了解，但我認為我們看到的畢竟就是片斷，他絕對不應該，但會去問他到底怎麼了？為什麼做這件事情？而他會覺得『妳在搞什麼，這種人本來就是壞、就是活該，怎麼可以幫他說話？』」Claire說。
「我比較一般人，看事情看得很淺，但是已經偷偷被妳影響了⋯⋯」先生David在一旁羞赧地說，「小燈泡事件發生，當自己成為社會事件當事人，她第一次在媒體前公開發言前，我們事先並沒有討論，但很能接受也認同。」
6月23日第一次開庭前，David發表〈小燈泡父親庭前聲明〉，清楚寫出從在女兒覆蓋白布的身軀旁，欲手刃惡人的悲憤，如何轉而深沈的叩問，「司法在消除兇手之前，應該先問為什麼整個社會在他墜落殺人之前沒有接住他？」籲求政府從「家庭、教育、社工、衛福、警務等」各個面向著手，避免恃強凌弱的社會環境再製造另一個不知何時會再發生的隨機暴力。
在每遇相關議題，就被操作為廢死／反廢死的社會氛圍中，他們避開斬釘截鐵的簡單答案，「選擇艱難的道路」，在隨機殺人事件頻繁程度與日俱增，民怨沸騰之際，無疑十分刺眼。
在觸不到實體的網友與看熱鬧的鄉民之外，David與Claire最大的壓力來自長輩。「雙方父母對我們種種公開的言談、帶小朋友去看遺體行為等，常常持反對意見，只是表達出來的方式有異，我的母親一貫的會說出她的想法，但最後仍尊重我們的決定。」Claire說。
David父母的反應則不然，「我的父母認為我們想要倡議社會及政府作些什麼來減少類似事件的發生，是不會有效果的，最好也別多做無謂的發言，免得招致批評甚至被貼上廢死的標籤，老人家是警務人員退休，他有來自同儕的壓力，大部分是嚴懲、治亂世用重典的那一套，所以會有比較情緒化的表達，甚至指責或批評。」面對不同見解，小燈泡父母選擇維持理解與尊重的態度，希望能持續討論與溝通，不強迫對方改觀，也未被說服。
小燈泡父母堅定地站在同一陣線，打破了多重堅固不移的既定概念，包括「受害者」應該是充滿無助、需要安慰，並不受打擾地靜靜療傷遺忘，但他們卻頻繁地透過各種形式的傳播管道（電子媒體、臉書、部落格），感性與理性兼具的表達訴求，從而在媒體面前，根本上翻轉了以往重大案件當事者被緊迫追蹤、挖掘隱私的被動位置，主動發聲，盡可能傳達受害者家屬真實的想法與處境，而非通過記者的「再現詮釋」。最重要的是，對於要如何伸張「正義」，挑戰了殺人償命理所當然的正當性，試圖探究更深層的原因，正視防治之道。
身為被害人家屬，在難以理解的「惡」面前，不被擊潰，不妄下定論，對未知的事物保持疑惑，如此近乎超人的理智是否來自，母親不將孩子視為「己有」，縱使生命消逝，是另一個個體，而非傳統觀念中的「心頭肉」。
不管多麼愛，都非自己所有物，「懷胎十月，母乳一年的我，都不能代表小燈泡了」，當反廢死團體號召民眾上凱道替小燈泡討公道時，Claire在臉書寫下這段話，「我一直都只代表我自己」。
一人的離開，另一人的罪行，皆失落於此世，體認到他們個別的「人」的面貌，從而能夠保持主體的清明，拉出理性的距離，女兒不是不可分割的所有物，她也非決定兇手該如何處置的判官。活著的人能夠做的，除了在心底永遠紀念前者，該如何重建已然殘缺的社會安全網，小燈泡父母誓言不會放棄。
「這可算是父母的私心，希望小燈泡是帶著使命離開的，而不只是我們衰，希望在事件中經歷到的問題可以引起對話與討論，才有辦法思辨，讓社會朝良善的方向邁進。」Claire說。
「偵查不公開」大旗下 被害者的弱勢處境
公部門來訪官員，絕大多數可歸納成兩種說法：一種是承諾會盡快以法治處理，用重典嚴懲，還給你們公平正義；另一種則強調我們想努力，但防不勝防，也無從著手。
「對我來說，孩子換不回來，已經不可能有什麼公平正義；不知道從何做起，就從理解這個人開始，既然大家都知道社會安全網破洞，至少去瞭解到底他出了什麼問題、可以做什麼。
我們沒有需要慰問，而是需要你們去做事情。很多人會說，怎麼知道政府沒做？只能說，我們在事件中的感受是，政府除了判刑和執行，其他做的真的不多。」Claire說。
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他們更深刻體會到受害者在其中的無力，甚至帶來「二次傷害」。
起訴之前，告訴人與告訴代理人獲得案件訊息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檢察官問我們對量刑的意見是什麼？但我沒有辦法憑空想像就直觀去決定，」Claire表示，「對方說是因為要『傳宗接代』所以找個小朋友下手，對我們來說，很不解他為什麼會這樣想，到底在他成長過程中，這個脈絡思考是怎麼來的？即使他是瘋了，他為什麼變瘋，這都是在事件之後需要知道的，得多一些瞭解，我們才能知道到底該怎麼表達。」
但在「偵查不公開」的大旗下，檢方只丟出一個經過精神鑑定後的專有名詞，其他一無所知。在5月23日的偵查庭結束前，委任律師評估由於羈押期限快到，詢問什麼時候會起訴，檢察官表示還沒有確定，結果在離開的路上短短一個小時內，律師和家屬就接到媒體打來要求採訪的電話，看到新聞才知道已經以死刑起訴了。
不只是關於兇手，關於遇害的細節，家屬也彷彿局外人般，從檢方透露給媒體的消息中才得以知道細節。
「我是受害者家屬，連我想要知道我女兒怎麼了，都等不到答案，卻是媒體先知道。在當下失控的狀態，我只專注在奮力制止，並努力求助，找人幫忙，不可能冷靜去看他幾刀、哪一隻手持刀，但媒體把對方行兇過程的細節都出來，明明我就是在案件之中，為什麼我什麼都不知道，可是媒體卻什麼都知道？這很荒謬也令我非常氣憤！」Claire說。
「刑事訴訟程序的核心是被告沒有錯，但現在我們發現，過程中好像有點忘記關照受害者，很重要的事情是，被害者的這方需要平靜下來，要不然刑事訴訟程序會失去一半的意義的。」被害家屬律師團成員之一李宣毅表示，「起訴其實就是要安慰受害者，但往往檢察官很認真做事，很快就起訴，卻忘記回頭考量受害者的感受。很多細節可以更細緻，比如說明即將會發生哪些事、檢察官的立場及根據。每一小段訴訟行為完成後，花一點時間問被害者家屬有什麼想法等等。但實務上，由於沒有明文規定，總要等到案子特別受國人關注，法官、檢察官才會特別意識到。」
「我們的事件引起社會很大的重視，得到很多的關心與尊重，我不免去想，其他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他們得到什麼樣的待遇？相較之下，一定會比我們更不公不義，更不友善。」Claire表示。
法務部底下設有專責受害者權益的單位：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犯保協會）， 雖在事發後即提供相關協助，資源都在也能給予幫助，但卻並未能親近受害者家屬的心，「他們該做的好像都做了，但在心理上我們卻沒有對他們感到放心，甚至有些不安全與不信任的感受，所以當我們第一時間需要幫忙的時候，並不會想到他們，反而透過朋友、社會局的幫助比較大。」
犯保協會看似是國家建立的獨立法人，實際上卻是附屬於高檢署底下，其董事長以及執行長都是由高檢署檢察官兼任，「可以聞到那種『順便』的意味，在有限預算與資源中，能做的實在不多，但國家對於受害者的照顧、平復，應該更積極。」李宣毅說。
她在星星上睡覺
(攝影/曾原信)
(攝影/曾原信)
「孩子的離開，現在做什麼都換不回，做什麼也彌補不了。我們爭取的、表達的，不是為了要獲得特別的對待，而是希望在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在能力所及，有什麼是我們能做的，能讓這個社會更好一些」
「不可否認，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情緒還是會被挑起來，時好時壞，比如這禮拜我們狀況好，就多做一點，在不勉強自己的情況下，還是希望以家庭為重，畢竟生的比死的更重要。」Claire說。
最小的雙胞胎，兩歲半的小海豹和小鯨魚，還不能完全理解死亡，也不清楚姊姊小燈泡發生了什麼事，對他們來說，還是希望姊姊回來陪他玩，有時候特別想念的時候，會要求爸媽唱〈小燈泡之歌〉想想她，「小燈泡裡小火光，灑呀灑呀灑下愛，親親抱抱拍一拍，溫暖愛心永遠在」，這是朋友為了小燈泡歡送會創作的故事裡頭的歌。
「但還是很難跟他們解釋，為什麼她不會再回來了，或者我們現在無法去找他。看見躺在棺木裡的姐姐，彷彿永遠的睡著，他們的解讀是，『小燈泡去當天使了，她在星星上睡覺』。」Claire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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