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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武雄（台大教授，自1970年代就開始推動台灣教育改革。1980年代和1990年代投身社會運動，持續書寫教育思想著作不懈，並於1994年發起四一〇教育改造運動；1997年倡議普設社區大學，是台灣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編按：這是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時的一篇演講辭。那年9月28日，應邀至總統府演說。在場的觀眾是當時剛就任的陳呂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唐飛、以各級部會首長。事隔16年，第三次政黨輪替，DPP重新執政。當時所談的許多問題與論述，至今仍然有效。這是演說的原稿。2016五二〇新政府上仼前夕，也許讀者會有興趣與耐心，慢慢讀完當年這篇演說。
一、
解嚴十餘年間，「國家理性」在台灣已逐漸成為社會共識。國會改造、司法獨立、反黑金、反賄選的聲浪不斷，即為明例。
「國家理性」為西方啟蒙運動及近代國家發展過程中的產物，它指的是國家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以理性制定法律，規範社會內部結構，並予以有效執行。
在20世紀末，國家理性亦逐漸被台灣社會吸納，成為台灣「現代化」的前提。
但細察台灣歷史，人民從來沒有機會直接進入公共領域去發展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掌握近代文明的精神，並建立起國家理性的內在信念。18世紀末啟蒙運動「自由、平等、博愛」及其後流變的意涵，始終不曾在台灣社會經深入討論。「國家理性」在人民的認知中事實上只有「形式的平等」。
這是沒有精神、沒有靈魂的空殼，也是今日國家理性的運作經常陷入混亂，似是而非的論調大行其道的原始根源。
另一方面，現階段的台灣社會，在物質方面則已躍入「後現代社會」。個人經濟力大幅提高，各種交通空前便捷，人口劇烈流動，資訊又快速傳遞，「後現代社會」分眾而多元發展的物質條件已無一不備。
由少數菁英所倡導的主流價值觀，再也無法適用於眾多社會成員，其依抽象理性制定的法令，亦已無法有效維持社會秩序。
面對當前台灣社會特有的情況，亟待發展的是正面的民間力量。開放各種公共領域，讓人民參與；同時提供人民充分認識現代社會，深入了解人類精神文明的學習環境。藉由公共參與及深入學習，激發人內在的正面力量，以形成人的新價值與社會新秩序。
從菁英主導下的「國家理性」晉升到「參與民主」式的公民社會，是台灣步入21世紀必須大力開拓的出路。
二、
回顧20世紀，台灣曾出現三個希望的年代。第一個希望的年代是1945年日本敗戰離台之時，第二個則在1987年解嚴之後。
在這兩個年代，台灣社會的生命力開始復甦，人心思動，欲合力著手社會重建，可惜時代條件未能呼應，希望如曇花一現，乍明即滅。
今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台灣進入第三個希望的年代，眾人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新作為。但要推行新政，必須先公開向人民說明，尋求支持，斟酌修正，必要時進行公民投票，激發人民在公共領域中進行思辨；藉種種管道鼓舞人民的正面力量，協力進行社會重建；同時亦須提供人民臨時或長期的學習環境，提昇視野，近一步發展現代社會之公民意識。
例如核四興廢的問題，應付予公民投票，但投票之前必須預留長時間進行全民討論。由於每位公民都有權參與決定，多數人將逐漸被種種正反面意見吸引，聽其利弊分析，這是培養現代公民意識的最佳訓練。討論的過程影響深遠，其意義甚至超過投票結果。
尤其核四爭議發展到今天，事情已非少數人可以作決定，責任亦非少數人可以承擔。因為沒有一群人被社會完全信賴而充分授權，也沒有一群人有能力承擔其巨大後果。
這事只有全民共同決定，共同承擔一途。至於投票之計算，擇一般方式或依地緣加權，則須審慎研議。
再例如一般公共建設進行之前，須鼓勵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規劃，配合專業之景觀設計與環境評估，使社區居民表達社區需求，並「在做中學習」，以逐步形成有特色的文化。
近十多年由上而下的全國道路修建，嚴重破壞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應設「道路景觀設計及環境評估」之類的委員會，收集民間（非地方派系與角頭）需要，進行專業景觀設計。
道路與城鄉的面貌，是人共同的記憶，是人鄉愁漂流的場景，而人的鄉愁則為本土認同的根基。
粗暴的公共建設，破壞的是人最深層的記憶與最珍貴的情感。
仿此，去年九二一震災之後亦應由各災害社區之居民，結合各行專業人員分別組成各社區災後重建委員會，使擁有決策權，自行規劃災後重建工作，讓人民邊做邊學，亦藉此讓人民了解水土與地震、地方文史、自然景觀等相關知識。
政府則提供資源及必要之行政協助，同時退居於監督地位。這是展現社會生命力與激發民間力量的重要時刻。
又例如地方文史資料之蒐集，有助於台灣社會建立起歷史感。任何社會沒有過去，便沒有將來，沒有歷史，便沒有面向未來的視野。這些無關乎統獨之爭。
今日台灣社會所以是非不明，與人沒有歷史感密切相關。沒有歷史感的社會，價值必然混淆不清。重建台灣歷史的面貌，須從基層做起。政府文化建設機構，應與學術研究者，與社區大學密切合作，進行歷史的重塑。
各縣市初興之社區大學，為人民學習及成長之中心，應與社會重建同步發展。
台灣社會經半世紀之戒嚴，患有嚴重自我封閉的現象，藉由社區大學，認識現代社會，並進一步進行社會內在反省，為當務之急。社區大學宜儘速法制化，並迅速普及於各市鎮。社會重建，須立足於人民學習成長的基礎之上，重建的品質，才不致粗劣，重建的方向，也才不致偏差。
社區圖書館應伴隨社區大學，全面普設。社區（如村里之基層單位）的決策權及其資源，亦應大幅擴充，社區主義才有長期發展的空間，不致徒然消耗社區發展工作者的熱情。
公民社會與社區主義，不能只靠虛泛的理想與口號，更需要實際的政策與適切的資源去催生。跨入21世紀，公民社會是台灣的希望，也是第三個希望年代的希望。
三、
在教育領域裡，公民的成長及參與是「教育現代化」重要的內容。近者可以填平教育界與社會之間現存巨大的鴻溝，遠者則替「中小學社區化」鋪路。
但著手教育改革，結構性的因素不能不面對。許多問題盤根錯節。例如升學機會未大幅擴張之前，便全面實施中小學社區化，家長迫於子女要升學，將把升學壓力加重在教師身上，升學主義反而更加嚴重。
談教育改革，要對未來的教育有遠見，不能只看眼前。要把困難的、結構性的問題羅列出來，分階段實施，擬訂短程、中程、長程的教改時間表，例如訂定三年計畫、七年計畫、十年計畫等。唯應注意各主要目標之間的相關性。
舉例來說：廣設高中大學，大幅增加國民上大學的百分比，是紓解升學壓力必要的前提。台灣18歲青年進四年制大學的百分比，目前還徘徊在20％左右，（日本 30％，南韓42％，美國54％）可考慮訂定三年之內達30％（只是譬喻），七年之內達40％，十年之內達50％。相應的，中小學社區化的速度便可依此百分比之增加，而擬訂進度，由次級目標到主要目標，分期達成。
其他如小班小校、教師專業自主與成長、教育內容之改進及弱勢族群、性別、階級之主體性教育等目標亦可視相互關聯之情況，擬訂計畫，並逐步實施。
勾繪出教育未來的遠景，藉由媒體向全國人民密集的作公開說明，尋求支持，是重要的步驟。
例如廣設高中大學的阻力，主要來自少數社會菁英，人民大眾在了解真情之後，絕大多數是支持的（見1995年聯合報民意調查結果）。又例如小班小校將牽涉社會動員，有了民意的支持，計畫才能推動。遠景雖遠，眾人可以等待，並協助計畫實現。
計畫擬訂之後，可考慮透過公民投票強化其支持度，尤其計畫本身倘因增加大幅預算而須加稅之時，更須徵求人民同意及背書。
新政的成敗，一定要吸納全民參與，讓眾人一起看到困難，一起克服解決。然後一起承擔後果。
四、
在軟體方面，進行教改必須重新思省教育的目的。
目前台灣教育「工具化」的情況非常嚴重。現行教育的目的，近的是為了加強學生升學競爭的能力，遠的也不過在於謀得好出路，求得好職位。教育原有的根本目的，諸如獨立思考、成熟人格、敏感創造、開闊視野等任務，一直束之高閣，不加聞問。
在教育工具化的影響下，學生在學校學到的只是操作性訓練，例如數學教育只重解題技巧，不談意義與抽象思辨；語文教育只重字彙與語法，不談文學與人文思潮。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人格與視野的薰陶，幾乎不被重視；創造力與想像力更難以發展。
幾年來教育改革所圍繞的，大多是周邊問題，例如升學篩選方式的變革，既未能釋放學生的心智，更未能回歸教育的根本目的。
目前台灣教育之傲於國際，事實上只是學生的操作訓練而已。除了應恢復教育原有的根本目的，予以實踐之外，在現階段還應著力於矯正長年戒嚴所留下來的後遺症。
（一）威權管理與集體主義的遺緒，還深深烙印於各中小學校園中。其陰影難以消除的理由，固然是人的內在意識與認知一時不易調整，但外在因素則為大班大校，學校人數動輒上仟，維持集體秩序，便為學校首要之務。
只談小班，不談小校，不能解決問題。擬訂長程計畫，逐年遷疏大校，是教改不能逃避的事。台灣一般人民思想要轉趨開明，須賴消弭威權管理，重視人性化的教育。
（二）在教育工具化的現實中，美感教育即使在解嚴後，仍然普遍不受重視。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沒有自由便沒有藝術，當然亦無美感教育。
但解嚴了，學生美感的陶冶仍付諸闕如。校園的景觀與建築，是美感潛在課程的一部份，新建校舍仍以工具化為主要考量，台灣無數新建的校園依然醜陋如故。沒有美感的文化必然粗糙不堪。
（三）人認識世界，認識歷史，必須由近及遠，由今而古。當美國90年代的學生透過學校歷史課程對越戰，對馬丁‧路德‧金，對水門案皆耳熟能詳，四處查訪當年人物，忙著撰寫報告，開會討論之時，台灣同時代的學生卻對三月學運，對政治解嚴，對楊逵、莫那魯道、吳濁流、簡吉、莊垂勝......對美麗島事件等一無所知。
人沒有歷史，看問題便平面化，沒有縱深。台灣教師認知世界的自我封閉，直接束縛了學生的歷史視野。
建立歷史感，不一定又要編寫標準教材，以統一歷史詮釋。透過查訪、閱讀、討論與報告，反而能更多元的看待我們的過去。認識歷史，亦有助於建立是非及化解族群對立。
（四）台灣各語族的失語症，嚴重阻礙各語族的文化發展。學校規定學生必修母語，是尊重各語族文化的起步。
語言不只是工具，更是人思維的基礎，與文化的深層意識息息相關。台灣要發展多元文化，必須先面對母語復甦。
在半世紀戒嚴之後，各語族之母語皆迅速在消失，學校教育不能因統獨爭議敏感，而規避母語復甦的責任。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社會輿論也不能泛政治化。
（五）台灣學生除了讀、寫、算的工具性訓練較好之外，一般知識普遍貧乏，視野狹窄。
由於長年密集考試，對於知識呈現倦怠，知性成熟度偏低。這也導致今日台灣的菁英階層相對弱智，只人云亦云，不擅於獨立思考。
學校教育，鼓勵學生玩、多讀雜書、多討論、多寫報告，有助於矯正這項重大弊病。
了解歷史、了解社會，了解世界，建立屬於自己的（不是人云亦云的）世界觀，是教育者不可懈怠的任務。
五、
為了具體發展公民社會，進行教育改革，新政府除積極規劃相關政策之外，可考慮大規模普設「社區中心」，作為全面改善社會體質，激發民間正面力量的據點。
在社區內覓地成立「社區中心」，約三至五公頃。
都會區倘覓地不易，可先於偏遠郊區山明水秀處建造中學校舍。鼓勵都會區內現有國、高中生志願外移住宿，有利於學生心智成長，並藉以逐步落實小班小校，改善教育環境。同時偏遠鄉鎮可因此發展其文教事業，振興地方經濟，留住人口外流。
學生外移之後所騰出之校地，可重新規劃建設，作為社區中心用地。
社區中心的軟體規劃與硬體建築，著重開放與親和，吸引社區居民經常前來活動。
區內設社區圖書館、文化中心、綠地及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並設立社區大學作為居民之學習中心。
同時設置社區事務辦公室、里村民大會議場及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環境規劃委員會，社區教育委員會等，盡量將社區決策權由地方政府下放至社區，讓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決策，提升共同經營現代社會的水準與能力。
社區大學在社區中心內，將提供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理論基礎，對於教育改革，也將為「中小學社區化」鋪路，扮演社會教育功能。
社區大學為教師與社區居民搭起橋樑，一方面協助組織PTA（親師會），另一方面提供課程，讓雙方觀點相互交流，引發討論並進行共同學習，一起成長，藉此融解教育界自我封閉的心理堡壘，促進教育現代化，同時也加深人民對子女教育的認識。
在跨入21世紀之時，引入社區中心及社區大學這類新生事務，對社會重建與教育改革將有難以預估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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