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河馬：沒24小時服務就沒愛心？請別再用冷漠與無知壓榨社工
201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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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質詢，議員水準「夭壽讚」！
日前社會服務界群情激憤，因為台中一位段姓議員發言質詢，用市府已列管的個案來砲轟市府社會局的社工服務不力，過程中髒話脫口而出，甚至說社工只會吃飯拉屎，甚至後續接受訪問說社工是米蟲。原因是因為議員服務選區裡這名國中的孩子一個人單獨生活了三年，從國一到國三。該名議員後續接受媒體採訪還指出「如果社工這麼難做不要做，不缺他一個！」、「要你去安置，妳還說要研究，那就不必了！」、「當一個社工，不願意留電話給當事人，不願意24小時服務，還要休禮拜六禮拜天，沒有愛心，那也就不用幹了。」
無論是議員的質詢或是受訪回答，都顯現民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有著的高度期待，卻也有著錯誤的認知，然而期待與現實的差距，卻是由應站在公眾利益的議員口中飆罵出來，非專業的言語暴力霸凌社會工作人員的服務，只能說這位議員的水準真的「夭壽讚」的低！
▋社工缺很大，只因真的太難做
在台灣，社工有三高：高工時、高案量、高流動率，根據《康健》雜誌2013年公布全台22縣市兒少保護工作評比發現，高達8成5的社工超時工作；7成以上每天工作8到12小時；9成以上曾遭個案家人的騷擾、恐嚇、跟蹤或攻擊，近4成認為政府對社工保護不足。在國外，每位社工能負荷的個案數量約為28名；然而王育敏委員根據內政部兒童局101年的統計指出，台北市每名兒保社工的個案負荷量約88名，超出合理量的3倍；更有其他縣市兒保社工的個案負荷量高達256名，為合理量的10倍。甚至有兒保社工曾經連續待命（on call）長達168小時，顯現社工的超時工作量。
比起國外每一萬民眾配置一位專業保護性社工，在台灣沒有一個縣市政府做得到。2014年立法院法制局「從社會工作人力談相關法令之探討」報告也指出，台灣近年來社會工作人力與社會需求之間出現嚴重失衡現象，以筆者辦公室為例，9位社工在去年離職3位、調職2位，這還是非兒保業務部門，第一線保護性社工工作環境之惡劣、流動率之高，可想而知。社工實在缺很大，真的很怕再少一個社工。
▋安置是最後手段，非到最後關頭不會安置
家庭有生育、教育與養育（包含經濟、照顧與保護）三大面向功能，社會工作人員在執行服務時並不會貿然取代或剝奪親職，因為親職一旦失去，父母不一定會有意願再接回孩子，實務上遇到寧可擺爛把孩子丟給育幼院照顧的家長，不勝枚舉，更遑論安置機構可能給予孩子再次社會化的機會，學會其他孩子的生存技能，例如：偷竊手法、不良習慣等。
自2014年正式實施SDM（兒少保護安全結構化決策模式）安全評估表，來評估所通報的兒童與青少年是否需要安置，內容涵蓋家庭中的無助狀態、危險因素、保護因素及安全對策等，社工不是不安置，而是要依法來評估，貿然安置將造成照顧者的照顧意願與功能消失、案童被迫轉學離開原生環境的再適應等問題，沒有經過評估研究的安置，只會害了這個家。若這位新聞中的主人翁已經如議員的意願被安置，那就恭喜老爺、賀喜夫人，這個家庭就會因為議員的不專業質詢而破裂，但這個家的未來，議員能完全負責嗎？責任還不是得交由社福單位接手。
▋專業倫理守則有規範，謹守專業界限竟成錯？
議員接受採訪，認為社工人員「應該給案家手機電話、24小時接電話提供服務，並且不能周休二日，不然就是沒有同理心」。社會工作人員執行社會工作服務時，有其需遵行的倫理守則，非緊急且危險急迫的狀況下，社工並不會留下私人電話以供案家撥打、也不會24小時無休假服務，其顧慮有三：
一為謹守專業界限，因保護性社工常以媽祖婆、親切的大哥哥與大姐姐角色出現，若案主發生情感轉移，將社工視為親人甚至愛慕的對象，這樣不只打亂服務的提供，也會讓案主有負向成長的可能。
二為專業工作期程規範，案家接受社工服務有其既定流程，從接案、評估開案到服務轉介或後續追蹤，在安全網絡之中，都可能有不同的單位、不同的社工人員服務不同的面向與階段，況且若是案主因此養成對某位社工人員的依賴性，那案主餓肚子照三餐打電話求助、半夜被嚇醒打電話找社工聊天都會變得理所當然。
最後是社工人身安全議題，社會工作者，尤其是保護性社工，是高危險群、高人身風險的工作，面對不理智的家暴加害者、情緒崩潰的親友、身心緊繃的被害者，社工人員實際受傷的狀況與案例太多太多了，更別提台灣不像美國有所謂的Lisa法案保障社會工作者的基本人身安全，沒有法規保障的狀況讓社工無法安心工作，更遑論要給私人電話、24小時輪值與不能休假，這樣的期待不應該是對社工，而是應該去祈求天父上帝、媽祖婆與聖母瑪莉亞等神祇才能辦到。
▋用非專業凌駕專業，非得等到有人死才會正視問題？
不專業的助人，不是助人，是害人。而在權力不對等的狀況下，議員在質詢台用非專業的態度、非理性的語言，暴力霸凌社會工作者，這樣抹煞專業社工者的努力，在社會工作界吹起一陣風暴。只是我們這些在八八風災、鄭捷殺人案、台南大地震等災難與人禍中，總是站在第一線面對悲傷與承受壓力的社工人員，卻要被無知言語暴力加諸身上，試問我們社工的傷、心理的痛，又有誰要為我們承擔？難道真的又要逼負責這個孩子的社工，像桃園動保所長一樣的生命死諫，才能讓社會知道社會安全網絡的崩解、社工人力不足與人身安全議題的嚴重性？
是的，在台灣社工像死人，而且是被冷漠與無知逼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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