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家庭的美麗與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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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孫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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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家庭的美麗與哀愁
作者：李雪莉 天下雜誌587期
台灣已出現超過百萬的留守家庭。隨著工作遷徙，他／她們的另一半必須西進、南進打拚。外出的人很辛苦，留下來的他／她們也不容易，經常得孤單地撐起一個家庭。區域移動成為台灣工作者的新常態，該如何面對上一代的照顧、下一代的教養、親密關係的維繫？
15年前結婚的時候，鄧惠升沒想過，她與先生有一半的時間將是遠距分離。
她是個出版社的業務主管，總帶著笑容和溫暖，有兩個甜美的女兒。38歲的她，正是最美最成熟的年紀，卻是不折不扣的「留守妻子」。
鄧惠升的先生王順政，西進中國創業7年，她一人擔起自家與夫家的照顧。頭3年，先生的創業看不到成果，甚至負債，她只能拚命工作，確保家庭的經濟安全。像在逃避著一只擴大的黑洞，怕婚姻就這麼被吞噬得無影無蹤，也曾閃過離婚的念頭。
自嘲是「配偶長期在外」的「外配」，鄧惠升道出許多留守妻子的焦慮，「我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子？這種生活會持續幾年？」
5年前，華興中學的老師也不會想到，在全球化競賽的拉扯下，學校會成為無數留守家庭不可或缺的教養伙伴。
夜晚9點，陽明山上星光熠熠，這裡是台北市唯一提供男生住宿的華興中學。稚嫩臉龐搭著突出的喉結、變化的聲線，還是13、15歲的年紀，孩子動手用洗衣板刷洗衣物，毫不馬虎。臉盆上掛著風乾的淡藍色毛巾，擺放整齊。
5百多名住宿生裡，有50位左右，10分之1的孩子，他們的父或母長駐中國、越南等東協國家。父或母不在身旁的孩子，早早學習獨立。
這些年來，台灣創造了一群隱而不見的留守伴侶、留守兒童。他們對「家」的定義不同了，家人在天涯海角，各據一方。
區域移動已成為台灣工作者的新常態。而身處其中的人和他們的家人，正在經歷一場場辛苦的等待與重逢。
雖然台灣人才西進中國，從1988年開始至今已近30年，但這些年，西進範圍從原本的傳產、製造業、科技業，擴展到現在的服務業，工作者絡繹不絕。（見表一）
更多更年輕的移動工作者
陸委會副主委林祖嘉從1990年在政大EMBA教書時，就開始觀察高階主管赴中國的意願，「95年有意願的還只有兩成，05年開始有八成願意到大陸去。」
海基會從大陸各地台商協會的推估，目前西進中國工作和生活的工作者，約90萬人。但民間組織與學術界的推估都高於此數字，評估在150萬上下。
台灣接近1千2百萬的勞動力，有將近一成左右在中國工作或經常往返兩岸，這是政府與業界保守的估計。
林祖嘉分析，「台灣產業發展仍受侷限，未來大陸高端的、高薪的服務業需求出來，例如金融業，台銀在台灣最多300個分行，300個行長，但台灣市場就這麼大，如果能到大陸，就能創造另外300個分行行長，創造更多高薪工作。」
2015年東協經濟共同體成立，移動的白領工作者，也在增加。
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是東南亞國家中，台商家數與人數最多的3國，根據這3國的台商協會估計，光是這3國的台商企業數就大約有1萬2千家，人數超過20萬人。
移動的台灣工作者，不僅人數增多，移動的年齡也在下降。
高階獵人頭公司奧雅國際顧問總經理楊士漢，在這個高階獵人頭市場的資歷已十多年。他描述從10年開始，前往中國的專業人士年齡層從45到55歲，已降至38到48歲。
雖然現在有更多單身的年輕人前往，但這群38到48歲的中堅骨幹，多半有養育子女或照顧長輩的包袱和牽絆。
每個跨海發展的故事各有不同，但卻有著極相似的動力：期待更好的經濟未來。
以鄧惠升和王順政為例，40歲的王順政原本是燒錄器公司的業務員，8年前在台灣的薪水是3萬元，但隨著孩子的出生，希望給家庭更好的生活。於是靠著研發快煮珍珠，與朋友前往中國創業。
跨出台灣到國外發展的，不只男性，近年西進女性的數量也快速增加，而男性成為留守的一方。
翱緯澄漾文創整合營銷總監鄭懿芬，09年時發現中國企業開始轉型，市場需要整合行銷和創意人才，那時上海老闆開了台灣3倍的薪資。於是，她的先生、小二和升國一的女兒留守台灣。
鄭懿芬說自己很幸運，先生很支持，即便每兩到三個月回台一次，家人感情仍緊密。她說，即使給孩子背影，也是很好的背影，她要為孩子的未來開疆闢土。
為了更大市場、更有前景的職涯，出走，成為人才不得不的抉擇。
王順政到中國發展的前2年，幾乎是零利潤、零成長，每天浸在連雲港工廠，躺在泡棉隔間的木板床上，幾乎足不出戶，苦苦等待工廠的生產許可證。他說，「最苦的時候，一個月只能花3百塊人民幣（約1千5百台幣），我沒讓家人知道，其實搞到快憂鬱症。」
一個人的時候，王順政看韓劇、日劇，既省錢又打發時間。（孫柏峰攝）
那時的王順政忘記了怎麼哭，每天望著一家四口的照片，拚命想著「沒有成功不敢回來」。去年開始他的業務穩定，知名台灣連鎖飲料店品牌開始用他的貨源，每天可以賣上4噸，約20萬杯珍珠奶茶的珍珠量。他偷偷塞給妻子鄧惠升一張銀聯卡，多年努力，終於拿錢回家。但他知道7年只是個開始，他才要衝刺，即時通訊軟體微信（WeChat）上的簽名語寫著「回不來了」。
看不見的回程機票
回不來的，還有外出打拚的女性。
專長百貨通路與零售的趙孝惠，在08年時轉戰上海時尚圈，在上海的國際男裝品牌工作。
雖然單身，但43歲又是獨生女的趙孝惠，卻無法盡情放膽工作，因為留守的高齡雙親健康出狀況。
即使經常往返兩地照料，父親仍對她說，「妳為什麼不能像對面家的兒子，在高雄找個工作，跟父母住一起？」
父女之間的對峙爭執，讓趙孝惠充滿罪惡感。過去1個月，父母健康每況愈下，讓她決定搬回鳳山就近照顧；但離開多年，再接軌回台卻不見得順利，畢竟高雄時尚圈的工作機會有限。
當移動成為時代工作者的新常態，留守家庭成了一種新趨勢。
但留守家庭究竟承擔了什麼機會與風險，台灣社會準備好了嗎？
被低估的親密危機
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沈秀華，近年專注研究台灣人在進入跨國工作後，親密關係的轉變。沈秀華說，分隔家庭創造了一大群「情境單身」的人群。
她解釋，情境單身是原本的已婚身分，透過距離的移動，不再必然遵守婚姻裡的性忠誠與情感忠誠。
情境單身對部份的人來說是創造距離紅利，沈秀華指出，像是男性減少對家庭照顧的負擔，而女性有可能在父權的鬆綁下變得更自主。
但情境單身創造的傷害也可不少。沈秀華在研究中發現，婚姻裡距離愈遠，愈容易出現「親密關係的時差性」（intimacy jet lag）。以兩岸為例，雖然同時區，但彼此時間感、空間感、社交生活節奏完全不同，「經常看到分隔夫妻再回到家庭時，不知道怎麼再相處在一起，」沈秀華說。
愛情社會學裡對於距離有許多研究，甚至有少數認為距離有助關係的維持；但多數研究卻發現，遠距關係難以維繫。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在2012到13年的「中國效應調查」研究中發現，配偶一年內到中國出差3次以上者，其離婚的機率是其他不常前往者的兩倍。（見表二）
41歲的黃翊蓁（化名），有3個小孩，她大學畢業不久就結婚，小孩已上了國中、高中。4年前，她先生在台灣發展不順利，中年的焦慮讓他毫不猶豫到中國發展。沒想到，不到兩年，一切變調。
長距離又欠缺良善溝通的夫妻關係，先生打電話的頻率、回家次數快速減少。她說，「我們在Line上一來一往吵架，一打回來只問孩子功課；覺得自己像在守活寡，更是無性夫妻。」
2年的留守，摧毀了15年的夫妻關係。離婚後，先生帶走3個孩子，也要黃翊蓁搬離原來的家；但對她最殘酷的是，雙方為了贏得孩子的心而拔河，「我覺得兒子們是這個家庭裡，最大的受害者，」她說。
遠距而夫妻離異，已是趨勢。但陸委會副主委林祖嘉強調，即便工作地點換成歐美，離婚率也會呈正相關趨勢。
但不可諱言，如林宗弘所說，「台灣的離婚率已是全球前三，一部份由跨境人口貢獻出來，」他呼籲政府要評估兩岸在經貿往來下的社會風險，「我們在付出一些健康的、家庭的，看不到的代價。當社會愈開放，家庭和社會是否準備好配套，包括面對跨界婚姻、失婚後的重組家庭？」他語重心長。
不只是夫妻關係、長輩照料，下一代的教養也成了巨大的擔憂。
留守的巨大需求——誰來教養？
14歲的凌芷潔（化名），母親在中國創業、父親工作忙碌，她從小就在台中和台北的住宿學校生活，「我小一就會自己吹頭髮，安親班讓我感覺溫暖，我也不刻意接近爸媽，他們也不了解我。」
留守孩童的增加，有時是父母為求生存下的不得不抉擇，結果是創造了父母的巨大需求——協助忙碌父母照顧孩子的住宿學校。
以最多住宿學校的縣市台中市為例，過去10年，著名的幾所私校如曉明女中、華盛頓中學國中部與國小部、明道中學等，住宿生人數都未隨少子化而減少；台北市的華興中學人數也快速增加。
華興中學學務主任呂德鈞表示，移動頻繁的家庭，與單親家庭的增加，學校如今是食衣住行育樂全包，但老師永遠無法取代父母的角色。
面對區域間的移動、工作地點的轉換，一旦家人要分開，除了赴外拚鬥的決心，究竟還能做些什麼？
35歲，小時候從台灣到新加坡求學生活的周建翔是通越木業的二代，在大學畢業後被老爸叫回緬甸經營家族企業。
他很努力在頻繁移動中，照顧被他留守在新加坡的家。連續5年，他在仰光和新加坡兩大城市飛來飛去，頻率高達每週一次。
每週五的下午3點（台灣4點半），周建翔從辦公室離開，前往仰光機場，回到新加坡的家已11點；那時4歲女兒已入睡。他說，「如果週末再不回去，她連父親都不認識了。」
在仰光的那個班機上，有一群新加坡人跟他一樣，固定週五晚上飛，隔週一早上8點再飛回仰光。「這3年特別明顯，緬甸開放了，更多人來這裡做生意，台灣人也不少，」他說。
周建翔靠著頻繁飛行解決留守家庭的困境，但仰光到新加坡的經濟艙機票約1萬3千台幣，5年下來，光花在交通上的費用就3百多萬台幣。
多數人是沒有周建翔這樣的外派條件的。
編織一張安全的大網
104人力銀行獵才顧問中心副總經理晉麗明在人資領域工作20年，他說，「分隔兩地已是趨勢，也是難解的問題。」
他透過大量的資料庫觀察，這些年外派的工作者，在福利上已沒有租屋、子女教育、搬遷的補貼，薪資更從過去台灣薪資的2、3倍減少為1.2到1.3倍；此外，返程機票更從一到兩個月回台一次，到一年4次，甚至到現在用當地條件雇用。「人才走出去的過程中，漸漸往個人吸收各種家庭成本的方向走，」晉麗明目睹台灣人薪資福利的萎縮。
清大沈秀華認為，台灣中小企業型態其實長期都在利用家庭做支持，「家庭為了取得經濟的安全感，可以內化所有成本，為企業、為經濟犧牲。」
但已有不少企業，試圖為移動人才打造較友善的環境。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每年外派人數約150到200人，這幾年他們和不少企業都開始改變制度，鼓勵短期商旅，取代長期外派。
資誠人資長林瓊瀛指出，企業發現外派3到5年潛藏太多風險，於是短期3個月或半年的派駐，人才不但跨出舒適圈，有了歷練，對家庭也不至於有影響。
但也有國內外企業逆勢操作，加強外派者的家庭安頓。奧雅國際的楊士漢指出，近來部份陸企已有外企規格，獵才無微不至，從個人照顧到家庭。他指出，「與台企只管金錢需求不同，陸企開始思考讓人才能在那裡穩定住下來，他們開始派出生活管家，安排子女教育。」
台灣企業裡也有好案例。友達光電的做法是，鼓勵眷屬盡可能陪同，所以每年外派的已婚員工中，有超過四成攜眷。友達的想法是，「安家才能安心，工作才能無後顧之憂。」
留守家庭究竟是全球化的副作用還是正能量，見人見智，但身在這場不可逆的漩渦裡，人才總是希望帶著鋼鐵的意志外出闖蕩，之後掛著滿身的勳章和記憶回鄉。
留守7年的鄧惠升，正在等待團圓的日子。對於先生經常性的缺席，她從原本的抱怨到接受再到微笑；她學會開車、學習茶藝、練就職場與家庭高強度的雙邊運作，更慢慢從離家的另一半身上，見識大江大海的世界。隨著事業有起色，她的伴侶王順政回家的頻率漸漸增加，但鄧惠升仍不斷提醒他，「年輕時到另一地生活和工作，很棒；只希望你不要忘了回家。」
即使往返中國的飛機經常延遲，妻子鄧惠升和兩個女兒總會相伴到機場，接王順政回家。見著面的那一刻，全家人臉上的表情混和了思念、不捨和滿足。（黃明堂攝）
在世界級的戰場，我們需要外出打仗的人才，但對於留守家庭，社會、企業也要編織一張堅強的網，成為他們等待的後盾。（英文版同步上線www.cw.com.tw/english；12/21The China Post）
